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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队屯田。正德年间的屯田应该比永乐年间的屯田少很多，因为此时朝廷的北疆实际控制区，已从阴山至大兴安岭一线，后退到了辽东至燕山、长城一线，河套地区及塞北地区的大量屯田，都变成了北方游牧者的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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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皇亲国戚及王府的占田。随着皇室子孙的繁衍，到正德年间时，这类庄田估计不低于10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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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征赋税的垦荒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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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该缴纳赋税，而被刻意隐匿起来的新垦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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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普查田亩时，他大概把屯田、免赋税之田及隐匿之田全部统计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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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鱼鳞图”与黄册制度，表面看上去很完美，朱元璋也比较得意，但有两个变数他可能没有仔细考量：其一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其二是人口的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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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工业化市场经济，还是农耕化市场经济，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结果，都是损不足而利有余，使富者更强、贫者愈弱，从而形成垄断或者兼并。明朝也不例外，初始的时候，朱元璋怀着仇富情绪，严厉打击富商大户，社会的贫富分化非常轻微；但随着一百多年的自由竞争，到正德天子当政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拉大，土地兼并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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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地主们为了逃避政府对土地兼并的监管，想出了许多花招：在册的土地，政府监管较严，他们往往采用请人挂名的办法占有；不在册的旧有荒地，政府监管比较松懈，他们只要搞定了地方官吏，基本上就能百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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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人口不断增多，荒地又基本上被占有瓜分完毕，政府没有新的田地分授给新增的劳动力，许多底层民众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低，有许多人不可避免地沦为了雇农。而且，按照政府的黄册制度，那些收入大幅减少的农户，依旧要负担正常的徭役。在此情形下，许多人为了更好地生存，选择了逃避劳役，他们要么谎报人丁，要么匿寄于大户门下，要么外出经商，要么成为流民，致使朝廷的黄册制度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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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鱼鳞图”的制度也弊端尽露。这种制度虽然保证了政府的基本收入，却不能保证政府的财税收入能随国民财富总量的提高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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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九三年（洪武二十六年），政府全年的赋税收入合计为：粮食约2945万石，绢28.8万余匹，钱钞4.4万余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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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百年后，弘治时的某年，政府全年的赋税收入合计为：粮食2679.1万石，绢20.2万匹，钞7.7万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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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二百年后，万历时的某年，政府全年的赋税收入合计为：粮食2663.8万石，绢20.6万匹，钞8.1万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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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收入不是明朝政府唯一的收入来源，除此之外，理论上它还有屯田收入以及山林渔业收入、工商收入和盐茶收入、市舶司海关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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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开基之初，朱元璋曾有这样的意图：将政府的财政收入总数基本固定下来，不管日后经济如何发展，都不予增加。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的官员敢二百多年如一日地进行数据造假，让每年的人口、田亩、税赋数量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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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收入的稳定，虽然符合朱元璋建立节俭型政府的初衷，却也有极大的弊端——它使政府过于弱势，不能有效利用财政的杠杆作用，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且增加了政府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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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四年，朝廷的具体财税收入大致为：粮食约2790.3万石，丝约3.1万斤，棉约28.1万斤，绢约12.6万斤，布约171.2万匹，草约2594.4万束，户口钞及杂钞16190.3万贯，盐课218万引，茶课11.3万斤，金银3.2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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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朝廷的财税收入总数，表面看比洪武年间稍有增加，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军队的屯田制度久已弛懈，军方只余有16万顷的土地可以支配，已远不能自给。为弥补军费的不足，户部每年都要转移支付巨额的军费；而这些军费，挤压了本来就不宽裕的朝廷财政，致使朝廷的财政非常拮据，以至于许多需要公共财政应付之事都无力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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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赤字，平衡朝廷的预算，刘瑾弄权时，曾一度要求各省将历年地方仓库的财政结余交到中央。另外，为开辟税源，朝廷的财政官员费尽心机，他们甚至盯上了泰山祈福庙中的香火钱，每年要从中抽税两万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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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朝廷的财政收支分为两条线运作，一条线属官府衙门系统，另一条线属天下封建系统。上述财税数据，主要为政府系统的入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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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这条线上的收入，以田地、盐茶及工商等赋税为主，在地方归入各衙门府库；在中央，主要归入十一个财库，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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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辖一库：乙字库（贮胖袄[1]、战鞋、军士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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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辖三库：广积库（贮硫黄、硝石）、广盈库（贮纻丝、纱罗、绫锦、绢）、戊字库（贮甲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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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辖七库：内承运库（贮缎匹、金银、宝玉、齿角、羽毛）、甲字库（贮布匹、颜料）、丙字库（贮棉花、丝纩）、丁字库（贮铜铁、兽皮、苏木）、赃罚库（贮罚没的官物）、广惠库（贮钱钞）、太仓库（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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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封建系统这条线上的收入，主要来源为各藩国及各地的进贡，皇庄、皇店的盈利、皇家山林草场的收入，及其他各税种的抽分等。它主要入宫廷的里库，例如内东裕库、宝藏库、光禄寺库、太常寺库、太仆寺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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