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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都御史张敷华也上书痛陈刘瑾等乱政，说：“夫国家大事，百人争之不足，数人坏之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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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除夕，本是个喜庆的日子；宫中却突然传出圣旨，罢免工部尚书杨守随与左都御史张敷华的官职，任命户部侍郎顾佐为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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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对皇帝只是将各位失势的朝臣贬黜，心中老大不满意，他恨透了这些人，直欲置他们于死地。然而，皇上只是讨厌那些人的固执，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恶意，所以具体处理起来，总体掌握的尺度是：有限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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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等人担心，假如皇上只是这样轻描淡写，总有一天这些人还会重新聚集成力量，卷土重来。为了说服皇上打击那些正直的朝臣，刘瑾等人最先用的办法是，利用手中掌握的锦衣卫（当时高凤的侄子高得林掌管）、东厂、西厂等侦缉机构，广泛搜集对手们的失误与隐私，纤毫不遗，拿到皇上的面前添油加醋予以诋毁。可是，这个皇上虽然年纪小，却并不真糊涂，处理起来依旧拿捏着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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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年节之前，刘瑾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一面诱导皇上酗酒，让其经常处于不清醒状态；一面加紧给他弄一些新奇有趣的节目——或让皇帝扮演成驾车者，在宫中驰骋；或摆起锣鼓，排演军阵，让皇帝与人表演打斗；或组织演出精彩的戏剧、杂耍，让皇帝入迷而忘乎所以，夜深而不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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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专门注意皇上的兴致，每当见他玩趣正浓时，便故意把大堆奏章弄到他的面前，不厌其烦地向他汇报工作。开始时，朱厚照还耐着性子听，后来发现全是些烦琐而无关紧要的杂事，慢慢就不耐烦了。有一次，刘瑾又抱一堆奏章来找皇上，皇上听得腻歪了，道：“罢了罢了！我用你们司礼监这些人干什么？不就是让你们替我干这些事吗？莫要件件事都来烦我！”他摆摆手，示意刘瑾赶快将它们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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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几次之后，刘瑾暗暗笑开了花，他自此不需再事事请示皇上，事无大小，他几乎可以任意自作主张。具体操作起来，刘瑾惯用的手法为：选择一些与自己无利益关联的奏章，适当的时候请示一下皇上，凡与自己有利益关联者，一概任意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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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以来，内廷里等于有了两个皇上，圣旨颁下，谁也搞不清到底是皇上的意思，还是刘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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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们很快就有了这样一种感受：凡刘瑾不同意的事情，皇上铁定也不同意；凡刘瑾要做的事情，皇帝总是毫不犹豫地批准。似乎皇帝与刘瑾亲密成了一个人，反对刘瑾就等于反对皇上，效忠刘瑾就等于效忠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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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们的这种感受，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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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五〇七年元旦[2]刚过，节日的喜庆味尚未消退，朝廷的气氛却骤然恐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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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六，天气寒冷，滴水成冰，宫中传出圣旨，在殿上杖打戴铣、薄延徽等二十一位被捕的言官，并将他们削职为民。根据制度，官员受杖刑，可在身上裹垫毡子或棉衣，但这次刘瑾不许，要求直接光背施刑。一通板子下来，戴铣因为受伤太重，医治无效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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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御史蒋钦在这被打的二十一位言官之内，他恨恨不平，不顾伤势，再次单独上书说：“刘瑾小竖耳，陛下乃以腹心股肱耳目视之，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也！”又说：“一贼弄权，万民失望。陛下懵然不闻，纵之使坏天下事，乱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听臣言，亟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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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钦满含热泪写完这份奏章，可他不知道，这样的奏章刘瑾根本不可能拿给皇上看，所以奏章一入宫，刘瑾马上传令再杖打他三十，重新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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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天，蒋钦在狱中又草一疏，书写时他听到灯下隐隐有鬼的叫声，心想：“上疏可能会惹来奇祸，这大概是先人的魂灵想让我停止罢。”他犹豫了一会儿，叹息道：“我已献身国家，义不能顾及自己的安危；如果缄默，有负于国家，将使先人蒙羞，还有什么比这更为不孝！”随即奋笔疾书，自言自语说：“死就死了，此奏章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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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篇奏章言辞异常激烈，结尾处说：“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刘瑾阅罢，气得发疯，下令再打他三十大杖。这次行刑人员下手较重，蒋钦三天后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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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一日，宫中传旨，逮捕反对刘瑾的尚宝卿崔璿、湖广按察副使姚祥、工部侍郎张玮，皆送入锦衣卫衙门审讯。审讯完毕，根据宫中的指示：给他们枷号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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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造出的枷，重达150斤，专门用来取人性命，是比杖打还厉害的刑罚。三位官员不胜折磨，几乎致死。阁老王鏊找到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你现在既要杀他们，又侮辱他们，我辈有何颜面坐在这里！”李东阳也上书为三人求情，刘瑾不得已，将他们免去枷刑，发配边疆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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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尚书张升、刑部尚书闵桂、工部尚书曾鉴，都曾积极参加过弹劾刘瑾等人的行动；且他们在平日的工作中，因坚持原则，又得罪过不少太监与权贵，今见刘瑾有意制造恐怖气氛，怕被他们羞辱迫害，便接连上书乞求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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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知道这三位卿臣不会牺牲晚节屈从自己，所以顺水推舟，说服皇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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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随后钦定李杰为礼部尚书，左都御史屠勋为刑部尚书，李为工部尚书，刘宇担任左都御史。至此，原六部尚书被换了一遍，敢于对抗刘瑾的卿臣为之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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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与焦芳臭味相投，他通过焦芳巴结刘瑾。刘瑾开始受贿时，每收到数百两银子就很开心，可刘宇一下给他行贿一万两，让他大受感动，说：“刘先生为什么待我这么好？”所以借机把他提到了左都御史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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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月，刘瑾为了继续恐吓群臣，借一些琐事在午门杖打御史王良臣，将他罢官为民。又将另一名御史王时中戴重枷铐在都察院门口，准备置他于死地。王时中气息奄奄，他妻子去看他，遇到都御史刘宇，向他哭诉。刘宇不得已，找刘瑾说情，才将王时中去枷，贬到辽宁铁岭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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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旬，春气怡人，皇帝朱厚照心情愉快，参加了一次经筵听讲，当值的侍讲官是詹事兼翰林学士杨廷和、刘忠。两人轮讲完毕，趁着闲暇，说了一些讽谏规劝的话。朱厚照退下后，抱怨说：“经筵是为了讲书，何又添出那么多的话来。”刘瑾趁机说：“可以让他们两人到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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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没有当真，但刘瑾当真，他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出圣旨，调杨廷和担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刘忠担任南京礼部左侍郎。本来，南京的六部只设置一名右侍郎，不设左侍郎，刘瑾为了赶走他们两个，生硬地给南京六部造出了新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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