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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年夏天,科迪尼奥与他的船队到达苏门答腊岛,灭掉了其北部的巴赛国(《明史》记载为巴西国)。七月,他们来到马六甲城,在那里知道了葡萄牙与明朝关系彻底破裂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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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科迪尼奥率领上千名(另一说为300名)水兵,分乘六艘大船,来到屯门水域。朝廷的水师紧急出来阻截,科迪尼奥一面力诫部下避免冲突,一面与水师官员交涉,声言自己奉国王之命,专为缔结和平、恢复通商贸易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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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官员不敢自做主张,派人请示上级。科迪尼奥命令下属船长梅勒与豪曼,各率一艘战船缓缓向前推进,请求前往广州,面见广东当局的领导人。这两艘船沿途进行抢掠,惊扰地方,当他们刚刚抵达珠江口时,负责海防的汪鋐拒绝他们靠岸,并传下命令,让备倭指挥柯荣等人,立即对葡萄牙人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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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两艘战船见势不妙,慌忙后退,到达西草湾水域时,被官军追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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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军的水师围攻葡萄牙船只,登上船去,生擒梅勒、豪曼船长以下42人,斩首35级,其他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并救出了被他们掳掠的男女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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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迪尼奥连忙率领三艘大船前来救援,与官军水师激烈交战。此时官军的战船上已经装备了大量仿制的铳炮,射程及火力方面与葡萄牙的舰船不相上下。葡萄牙舰队开始时稍占优势,将官军的百户王应恩打死,但官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他们的反击也让葡萄牙人遭受了相应的损失。科迪尼奥怕被缠住,率部慌忙逃出圈外,在外海徘徊了数天,狼狈返回马六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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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门、西草湾海战,是葡萄牙人自达·伽马东进以来,遭遇的最大挫折,他们沮丧地意识到,中国的实力不可轻欺,而且中国的学习模仿能力也让他们感到绝望,他们赖以横行无忌的大船利炮,已在广东海域轻易丧失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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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葡萄牙人不敢再公开骚扰中国,与中国的正式交往中断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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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〇年,朝廷在广东重新开放非贡品贸易市场,葡萄牙人被有意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法满足朝廷开出的条件:撤出马六甲城,让其国王复国,以证明他们不是有意扰乱世界秩序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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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雷斯与他的使团则成为了朝廷闭关政策的牺牲品。1523年秋天大决,朝廷将所有葡萄牙的战俘公开处死,人数据说有700人之多。[5]皮雷斯的使团不属于战俘,朝廷给他们开出条件,让他们写信转告葡萄牙国王及他们的印度总督,必须将马六甲城交还给它的合法国王,否则使团将被问罪,不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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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雷斯还被告知,他如果拒绝写信,他与他的使团成员将会被全部处死。皮雷斯屈服了,按照官府的意思写了一封信,但他根本不指望能得到回应,葡王怎会为了他们这几个人而放弃马六甲呢?这个号称东方通的狂傲药剂专家,第二年便在广东的监狱中绝望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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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雷斯使团有两名成员——维埃拉、卡尔渥——至少活到了公元1528年之后,他们不知用什么方法,竟然私自将信件传递了出去。他们在信中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情报,极力鼓动葡萄牙出兵征服广州,以把他们营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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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东方当局却没那么疯狂,他们知道葡萄牙对中国基本不具备战争优势,他们引以为傲的大炮,在海战与攻城时能够发挥作用,但在陆上面对密集的机动骑兵却作用甚微。因为炮弹是实心的,不能爆炸,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以至于中国军队仿造出这种大炮后,在陆战中一般不愿使用它们。至于寄希望于与中国的叛乱分子联合,更是不靠谱,那些人虽然反抗官府;可一旦官府对他们招安,诱使他们戴罪立功,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对葡萄牙人反戈一击,因为他们对番夷之人不需负任何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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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马六甲总督,小心翼翼地派出商人,在中国沿海从事一些间接的走私活动,极力避免冒犯朝廷。他们心里很清楚,葡萄牙需要中国,而中国也许永远都不需要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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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二年,为打破与中国的僵局,失去耐心的印度总督试探着再次向中国派出了一名使者,这名使者名叫迭戈·佩雷拉。不知什么具体原因,佩雷拉到达马六甲后,却没有继续前行,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沙勿略,独自来到广东海岸,徘徊了几个月,没有获准登陆,病死在上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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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名叫索萨的葡萄牙商人,此时也来到了广东沿海,他接过沙勿略的使命,与广东的海防官员——提刑按察副使汪柏——建立了联系。汪柏知道朝廷高层对葡萄牙人的态度已有所松动(嘉靖帝听信术士的话,对龙涎香产生了兴趣),所以开始默认葡萄牙商人上岸交易,但不准他们在岸上有落脚点;即便碰上风雨,他们不得已上岸晒晾货物,也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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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汪柏在接受葡萄牙人的贿赂后,还是对他们在抽税上予以了关照——只按他们全部货物的一半征纳。不久,他们又在汪柏的照顾下,将贸易点东移到了条件更好一些的“浪白澳”。据说,常来那里进行交易的葡萄牙商人有四五百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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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三年,葡萄牙人遇到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本年,嘉靖帝正式晓谕户部,让他们购买龙涎香百斤。龙涎香是抹香鲸的分泌物,中国基本不产,但葡萄牙人的货品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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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与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的内地商户,闻风而动,趁机劝说广东当局对葡萄牙人放宽政策。葡萄牙人得到汪柏的暗示,故意借口商船漏水,浸湿了货物,而登上濠镜半岛(今澳门)进行晒晾。在那里,当局默许他们建造房屋,自我管理,但条件是他们万不可承认自己是“佛郎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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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半岛东西长五六里,南北长二三里,东北部与陆地相接,南北两面各有一个水湾,可以停泊货船,是个比浪白澳更为理想的居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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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后,葡萄牙的使节佩雷拉来到澳门。初时,他受到广东当局的友好接待,但当他提出想加入朝贡国名单时,当局向他反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侵占马六甲国?什么时候将它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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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朝廷仍将葡萄牙列为二等番国,但鉴于他们这些年的友好表现,对他们在澳门的存在还是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只收取他们每年500两银子的地皮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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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广东当局为了两便,又专门修建城墙,将澳门隔成独立的单元。只是,当局故意没给澳门留出农地,明确的意图是,假如葡萄牙人故态复萌,不守法纪,那么只要切断食物供应,封锁海道,就能将他们困死。而葡萄牙人对此并不在意,他们不再像先辈那样骄狂,只想规矩地做点生意,所以只要有一个独立的落脚点,自我管理,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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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为照顾番夷商人,划出一块地盘让他们自治,本是正常事,一般连租金都不要。只是这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却成了问题,因为他们租借的时间太长(直到1999年)——等后来国家主权的概念兴起后,它便被看成了殖民地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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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确实是殖民主义者,非洲人、印度人、东南亚人,都可以这样说他们,只是中国人这样说他们不合适。葡萄牙人在明代的中国,不仅没有多少殖民主义者气味,而且还颇受歧视。经过前期的不愉快之后,终明一代,朝廷都把葡萄牙人看成是顺从而嗜利的番夷,甚至还本着以夷制夷的原则,默许他们驱逐来广东沿海寻找商机的西班牙人、荷兰人。17世纪时,澳门的葡萄牙炮手一度应征入伍,帮助朝廷前去抵抗满洲八旗军队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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