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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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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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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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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阅读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是在2000年秋天写完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之后。那时，读这些燕行文献是觉得轻松有趣，因为在里面可以看到有趣的轶闻和失落的历史，其中不少，是在中国史料中难得看到的。这些朝鲜文人到中国来，仿佛旅行者乍到他国异乡，心里注意的、眼里看到的、笔下记录的，可能恰恰是久处此乡者所忽略的，正所谓自家多“异常只当做平常”，换了异域之眼，却往往“平常却当做异常”。乍看到百册之多的异域文献里，有这么多新鲜的轶闻趣事，真是大开了眼界，仿佛当年杜甫说的，“漫卷诗书喜欲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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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杜甫得知可以“青春作伴好还乡”之后，有些不知所措的大欢喜，而我漫读朝鲜史料，原本却是为了借助阅读自我放松，最初并没有特别的目的。这种没有目的地的旅行，正如我当年在《阅读的狩猎》一文中写的那样，是最愉快最放松的，“没有强迫性的耳提面命，没有功利性的计算考量，兴趣是唯一的指标，愉快是最后的收获”。燕行文献中这些有趣的记载，曾经很让我动心，来撰写一本有趣的书，特别是在刚刚艰苦地写完沉重的思想史两卷之后。那时，随手记下各种燕行文献中的奇闻异事，目的完全是为了“讲故事”。我觉得，现在中国还真是缺少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那样，既讲故事，又说历史，并且全不是那些所谓“戏说”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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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半儿是因为自己根深蒂固的专业习惯，看着看着，思绪又开始惯性地滑入学术轨道，一半儿却是因为阅读这些资料带来了震撼，给人带来重新理解和诠释历史的刺激。为什么？因为在燕行文献中，“中国”对于李朝朝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异国”，“大清”对于朝鲜文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游览胜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个曾经是文明来源的天朝上国，又已经“华夷变态”，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山川不是陵为谷，风景殊非河异江”，他们在这种“羡慕嫉妒恨”的复杂心态下，近距离观看中国，记录下他们感到“好奇鄙夷惊”的种种现象，他们又在想象异域悲情的情感驱使下，李代桃僵地为大明王朝招魂，处处搜寻大清帝国的种种怪现状，这似乎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东亚以及中国，重看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史。因此，在2001年以后的七八年间，我辗转从北京、台北、香港，一路读到上海，十年里不由得阅读心态渐渐变化，我不再随意翻阅，专门挑选好玩好看的故事，而是较系统地阅读这些文献，逐渐从趣味转向学术，从故事转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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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阅读过程中，思想史研究与燕行文献中所呈现的近世东亚历史现象，彼此联系在一起，更促使我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等问题。正好这个时期，我从北京的清华大学转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开始组建文史研究院，于是这一思考，就促成了文史研究院的“从周边看中国”命题的提出。围绕着周边如何看待中国，特别是明清交替之后的中国，我用燕行文献为基础，陆陆续续写了好些篇文章，讨论这些问题。只是前后思路不同，问题有差异，风格也参差不齐，这些文章有的发表在严肃的学术刊物上，也有的发表在文化评论或书评随笔类杂志上，现在，把它们编辑在一起成为这部小书，似乎有一些不整齐，只有（从朝鲜）想象（或观察）异域（大清）这一主题是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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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用了《想象异域》作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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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初编，2013年3月定稿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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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一章 文献概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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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揽镜自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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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靠中国资料来解释中国，是否就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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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上去，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处理历史资料的范围、技术和方法，实际上，这一问题背后，却是一个如何“理解”或者“诠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问题。虽然在道理上，人们都知道“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没有“他者”，就无法了解“自我”。但是，真正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既能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也能跳出“仅仅以西方来评判中国”的单一模式，通过周边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存在“山川相连”的朝鲜，或者“一衣带水”的日本，有很多涉及中国的历史资料，多年来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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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批资料的价值很早就被学界注意到了。1938年，胡适在瑞士的苏黎世（Zurich）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历史学大会，在题为《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的英文论文中，就曾经提到当时他所意识到的有关中国史最重要的新史料，包括后来被称作“四大发现”的甲骨卜辞、敦煌卷子、居延汉简、明清大内档案，也包括各种禁书、逸书，而与这些新发现并列的，就是下面要讨论的“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1)。可是，七八十年过去，除了1934—1936年间金毓黻在编辑《辽海丛书》时，注意到柳得恭《滦阳录》、《燕台再游录》、朝鲜世子《沈馆录》、宣若海《沈阳日记》中的东北史料(2)，以及吴晗曾经在《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有关明清中国的珍贵史料外(3)，只有少量文献，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珍《行历钞》、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朝鲜崔溥《漂海录》、朴趾源《热河日记》等等得到整理、经过介绍而进入研究视野。当然，近二十年来，一些有关文献陆续出版(4)，但是，更多有关近世中国的大量日本、朝鲜（也应当提到越南）的文献，至今尚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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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种情况近年来已经有所变化，这一改变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是由于中日韩诸国交往越来越多，文献资料的取得大大方便，其中有关东亚历史与文化的丰富文献在日本和韩国出版，引起中国学界三个研究领域学者的兴趣，即（一）研究“域外汉籍”的文献学家，（二）研究明清中国社会、思想与历史的历史学者，以及（三）研究中韩或东亚交往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他们普遍对这一庞大的文献资料产生了兴趣，因为对中国来说，这是很新鲜的史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于中国、东亚和世界历史的研究观念的变化，在新的学术潮流刺激下，人们开始注意到民族国家意识、区域文化认同、东亚互相观看、想象与历史记忆等新问题，而这些燕行文献就为这些新的历史观念和观察视角，提供了相当生动的资料，并且促使中国学界逐渐形成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新坐标和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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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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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现“东亚汉文文献”：惊异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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