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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一章 文献概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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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揽镜自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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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靠中国资料来解释中国，是否就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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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上去，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处理历史资料的范围、技术和方法，实际上，这一问题背后，却是一个如何“理解”或者“诠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问题。虽然在道理上，人们都知道“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没有“他者”，就无法了解“自我”。但是，真正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既能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也能跳出“仅仅以西方来评判中国”的单一模式，通过周边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存在“山川相连”的朝鲜，或者“一衣带水”的日本，有很多涉及中国的历史资料，多年来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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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批资料的价值很早就被学界注意到了。1938年，胡适在瑞士的苏黎世（Zurich）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历史学大会，在题为《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的英文论文中，就曾经提到当时他所意识到的有关中国史最重要的新史料，包括后来被称作“四大发现”的甲骨卜辞、敦煌卷子、居延汉简、明清大内档案，也包括各种禁书、逸书，而与这些新发现并列的，就是下面要讨论的“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1)。可是，七八十年过去，除了1934—1936年间金毓黻在编辑《辽海丛书》时，注意到柳得恭《滦阳录》、《燕台再游录》、朝鲜世子《沈馆录》、宣若海《沈阳日记》中的东北史料(2)，以及吴晗曾经在《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有关明清中国的珍贵史料外(3)，只有少量文献，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珍《行历钞》、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朝鲜崔溥《漂海录》、朴趾源《热河日记》等等得到整理、经过介绍而进入研究视野。当然，近二十年来，一些有关文献陆续出版(4)，但是，更多有关近世中国的大量日本、朝鲜（也应当提到越南）的文献，至今尚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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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种情况近年来已经有所变化，这一改变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是由于中日韩诸国交往越来越多，文献资料的取得大大方便，其中有关东亚历史与文化的丰富文献在日本和韩国出版，引起中国学界三个研究领域学者的兴趣，即（一）研究“域外汉籍”的文献学家，（二）研究明清中国社会、思想与历史的历史学者，以及（三）研究中韩或东亚交往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他们普遍对这一庞大的文献资料产生了兴趣，因为对中国来说，这是很新鲜的史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于中国、东亚和世界历史的研究观念的变化，在新的学术潮流刺激下，人们开始注意到民族国家意识、区域文化认同、东亚互相观看、想象与历史记忆等新问题，而这些燕行文献就为这些新的历史观念和观察视角，提供了相当生动的资料，并且促使中国学界逐渐形成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新坐标和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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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现“东亚汉文文献”：惊异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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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从2000年起开始关注这些汉文文献的。在这里，我想先说明一下，这十几年来，我为什么要从中国思想史研究转向东亚文化史领域，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的这些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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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是近年来关于“东亚”的话题逐渐升温。但是，究竟“东亚”（或者东北亚）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就像“欧洲”一样）在政治、历史和文化上彼此认同的“共同空间（或共同体）”？什么要素能够使它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要成为这样一个“共同空间（或共同体）”，是否需要检讨和反省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现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是否文化与观念上还那么接近，就像汉唐时代所谓“汉字文化圈”一样？要形成一个历史视野中的“文化圈”，它是否要在历史文献中寻找“关系”？这些学术界和思想界不能回避的话题，却没有很深入的讨论。为了回应现在流行于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的这一话题，近年来，我越来越关注这个被叫作“东亚”的、原本并不是我所擅长的历史世界，并且渐渐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5)。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近年来，受到后殖民、后现代等历史学新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描述历史的方法，有很多质疑和批评，这引起了一系列新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如何重新理解和诠释“中国”？是否可以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以“以中国解释中国”？是否必须超越“国家”而进行“区域”研究？这又刺激了我重新理解和解释“东亚”和“中国”的兴趣。因为我觉得，不能不改变长期以来习惯地以“西方”（尤其是欧洲）为尺度和背景来观察中国、以及用现代的政治国家来讨论历史的文化中国的方法，可能需要通过“周边”（或者像日本人说的那样叫“周缘”），来重新审视中国这个特别的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历史存在和现实意义(6)。因此，我一直很注意在日本、韩国、越南和港台地区阅读和收集这类资料，不仅组织了一些有关的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也请了一些朋友和学生为我收集这些资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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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仔细地看这些文献的时候，觉得相当有趣，也觉得十分震惊，因为留存在那里的资料，数量太多，内容太丰富；也觉得相当诧异和不解，过去为何我们视而不见这些可以重新理解“中国”的东西？前面提到过《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所辑十二大册，就已经给我们留下很多课题，而日本的《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以及漂流船的询问记录等等，数量庞大，也有着相当多的珍贵史料，而李朝朝鲜的《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中有这么多有关朝鲜与中国的资料，也相当让人吃惊(8)。这里有太多中国早已不存，或者隐而不彰的历史。例如明代政治的黑暗与官场的腐败，例如明清易代之际流亡中国人对于明亡清兴的历史反思，例如清王朝稳定之后，仍然有相当激烈的满汉冲突等等。这里我随意举一个例子，像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起兵反清时，声讨满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衣冠”的《檄文》，不管他是不是真心，这一檄文都不被清朝官方文献所保留，却收录在朝鲜的《李朝实录》和日本的《华夷变态》中，在东亚（包括中国沿海）曾经广泛流传(9)。其实有价值的史料，远不止是庞大的官方史料和整齐的历史书籍，那些散见的个人记录，比如日记、文集、笔谈，甚至诗歌，有时比官方档案和历史著作更深刻地呈现着当时朝鲜、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见闻、记忆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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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用“见闻”这个词，是因为这里有很多是实地考察的实录。到中国来旅行的日本和朝鲜文化人，特别是到明清帝国出使的朝鲜使臣，留下了像《朝天录》、《燕行录》这样数百种详细的中国记录，这些记录大体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当然，它是有朝鲜立场的官员和文人的观察，是用“异域之眼”对中国，特别是从凤凰城到北京这一路北中国的政治、社会、风俗、人情的观察。这些观察相当有价值，就像一个初到异域处处好奇的人，常常能够发现本地人习以为常而忽略的细节一样。比如朝鲜人观察到的，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清帝国风俗的变化，就相当深刻地呈现了中国社会的内在变迁(10)。其中，朝鲜人特别关注的一些风俗转变，诸如“丧礼用乐”、“男女无别”、“崇祀佛陀与关公”、“官员文人经商”之类，就呈现出恪守传统的朝鲜人眼中，大清帝国的深刻社会变化。以丧礼用乐为例，他们看到北京“丧制败坏……作乐娱尸”(11)，批评汉族士人“送葬之际，广设斋会，缁徒填空，佛乐盈路”(12)，特别不满汉族中国人在丧礼中间吹竹弹丝，而且丧车前有乐队(13)，这些见闻和评价，可以和清代祁尔萨条奏所说的“风俗日下，至有多□猪羊，大设盛馔送饭者，竞相效法，过于奢靡，无所止极……近汉人居父母丧，才□□即变易服色，以更宴会”的记载互相印证，也可以和福格《听雨丛谈》卷六里记载的北京城里的丧礼新俗用鼓乐彼此对照(14)。上面提到的这些变化中的习俗，按照今天的观念来说，对死者的娱乐性纪念（理性地看待生命现象）、男女平权（对于性别的平等观念）、宗教信仰的多元（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和经商不再是贱业（重商观念）等等现象，或者被认为是社会观念“进步”的表征，或者被解释为“现代性”的自发产生，但是，在朝鲜记录者的心目中，却是一个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的衰落。不过，无论如何看，这些朝鲜文人的记录，都呈现了十七世纪以后，由于政权嬗变引发的中国传统转向的内在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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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不是“见闻”而是“记忆”。这是因为朝鲜官员和文化人也常常把对于传统中华尤其是大明王朝的向往和羡慕，转化为“历史记忆”，通过与清帝国的对比，变成对于过去“华”的赞美和对于现实“夷”的鄙夷，这使得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分裂的“中国”。其实，过去的中华帝国尤其是大明帝国，也未必是理想的天堂，像早先的洪翼汉（1586—1637）在天启四年（1624）出使明帝国，就曾经看到过明帝国魏忠贤和客氏弄权，天子昏愦而忠良被逐，朝政上下一团糟(15)；而第二年的《承政院日记》（仁祖三年，1625）也记载明朝使团在朝鲜的无尽索贿，从明朝大臣对满洲崛起的疏忽轻慢，以及朝鲜君臣对明朝大臣杨镐的处境探寻中，我们可以了解后来明王朝迅速败亡的一些端倪(16)。到了崇祯九年（1636）出使北京的金堉（1580—1658），也同样一次次地被看守朝阳门的宦者、守东长安门的火者敲诈，让他觉得“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有着很不愉快的经验(17)。但是，一旦时光流逝，大明灰飞烟灭，当昔日仇敌清帝国成为巨大阴影，朝鲜使者却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当年江华岛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耻辱烙印，和对于已成往事的大明帝国的美好追忆，便使他们产生了一些情感上的偏执。所以，在朝鲜文献里面尤其是朝鲜文集里面，我们看到那些比中国的程朱学者更加捍卫程朱的朝鲜学者，在不断表达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惋惜和对自身文化的自豪，其实，说到底这是在不断地借助消失的明帝国，贬斥这个现实的清帝国。这种爱憎分明的记述，当然说的，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在他们心目中，却是历史的真实。在韩国历代文集中，有很多诗歌、序跋、游记和书信等等，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对于汉唐宋明中国不无夸张的想象回忆，也看到他们对大清帝国多少有些固执偏见和无端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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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用“想象”这样的词语。这是因为我在这些文献中也看到一些一厢情愿的想象，比如，德川时期日本人对漂流船和贸易船的中国商人和船员的讯问交谈中，他们曾经想象清朝皇帝的祖上出身于日本，应当是日本源氏后人，这显然是把日本的传说当成了真实的历史，并且通过这种传说来贬低清代中国(18)，而我在《燕行录》和当时人的文集中，更常常看到一些怀有对大清帝国强烈鄙夷的朝鲜文化人，对于他们听到的和看到的各种现象，在做满怀批判的联想和带有偏见的想象。如果读者耐心读下去，那么，就像我在本书中讲的那些故事一样，比如他们固执地相信正月初一清晨清朝皇帝祭堂子，不是传统的祭天，而是祭祀明代邓将军，以此乞求前朝汉族将军鬼魂的宽恕；又比如他们怀着鄙夷的态度，对蓟州城外祭祀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现象，作出种种奇怪议论，认为这是大清满人带来的蛮夷之俗；再比如，他们居然会把一个原本是降清的吴三桂部下的遗孀季文兰，硬是想象成明清易代时的明朝江南秀才之妻，被野蛮的异族掳走的凄惨故事，他们还写了好多诗歌来咏叹，以表达对于“蛮夷入主中原”的批判(19)，这些就不是历史而是想象，只是在这些想象背后，又携带了太多的历史，隐含了太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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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异域之眼：朝鲜、日本史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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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还是有关历史的丰富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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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记载的关于清代中国思想文化世界的一些资料，就常常被人们引用(20)，比如其中的《太学留馆录》，它记载的朴氏与中国读书人王鹄汀、郝志亭的对话，就戳穿了大清帝国伦理风景的底线。表面上，当时的主流社会似乎都遵行《朱子家礼》，但是，王氏却说并不尽然；在公开场合人们都说“失节事大”，可是，私下里王氏却在议论这种陋习的不合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坚持说“百行孝为先”，可是，当朴氏讽刺所谓孝道“断指尝粪，尽是疏节，冰笋冻鱼，乃为笨伯”的时候，王鹄汀居然也同意这个似乎很叛逆的说法；而郝志亭甚至对维护政权秩序的“忠”也提出了疑问，说“陆秀夫之负帝赴海，张世杰之瓣香覆舟，方孝孺之甘湛十族，铁铉之翻油烂，人不如是不足以快，后世之为忠臣烈士，其亦难矣”(21)，这几乎是对传统道德底线的全面质疑。生活在大清王朝的中国文化人笔下，这类记载并不多见，但在朝鲜士大夫的记载中，这类资料却频频呈现。同样，在各种《燕行录》中，有很多满汉之间种种矛盾、怨怼、倾轧的记录，过去，通常学者会认为，清帝国的满汉冲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清政权的强力压抑、加上历史渐渐远去后，明清易代的记忆消失，以及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繁荣，清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或者清皇帝已经成为多民族大帝国的统一领袖，“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22)，似乎这种族群之间的恩怨已经淡化。但是，我们在朝鲜人的记录中，却看到处处时时都呈现汉族激烈的民族情绪，究竟这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朝鲜人的特意渲染？因为那些耻于满族蛮夷衣冠的话，不止是“思汉之心”，几乎是对满族统治的公然反抗。这些当时人所说近乎叛逆的话，在中国文献记载并不多，但在朝鲜文献中留存却不少，从朝鲜汉文文献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被历史“减去”或被“淡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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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来自异域的观察。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完全可以从日本的《华夷变态》中日本人对于来到日本的中国商人和船员反复询问的那一两百个问题，诸如明清差异、满汉关系、重臣为谁、有无灾荒、风俗变化等等，看到日本官方对中国的关注，究竟聚焦在什么地方(23)；也可以从《唐通事会所日录》的记载中，看到中国船员和商人的观念举止行为，与日本当地人的风俗差异和冲突，这呈现了日本与中国文化和习俗上的不同(24)；还可以从当时教日本通事学汉语的《官话问答便语》中，看到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可以看到他们如何理解中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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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历史资料是相当珍贵的，历史研究是后之视前，由于总是有“后见之明”，所以一方面常常有忽略的“死角”，一方面常常有越俎代庖的“脉络”，可是借用当时的、异域的资料，却可以看到很多被遮蔽的和被淡化的东西。像清代文学史由于后设的文学价值判断影响，对于道光年间的文坛，常常不会提及孙玉庭、汪廷珍的名字，可是，在总爱问谁是文坛领袖的朝鲜文人的记录里，我们却知道这两个“位至卿相，主当世之文柄”的人实在影响文学潮流很大，而当时文人所崇拜景仰，“皆为翰林之官，号为翘楚”的“广西陈继昌、湖北陈沆、四川王炳瀛、安徽凌泰封”，似乎在文学史上也同样是被遗忘的角色(26)。同样，研究近代史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有关晚清中国、日本、朝鲜以及西洋之间外交角逐的新资料，比如朝鲜的《燕行录全集》收录的郑健朝《北楂谈草》，在其中记录同治十二年（1873）清国与朝鲜官员的对话、笔谈中，可以看到中国与朝鲜同样面对“东之倭，北之俄”，并在西洋和东洋夹缝中，两国士大夫的很多心情和委屈(27)；像金允植《天津谈草》记载的光绪七年（1881）与李鸿章、许其光、周玉山、刘芗林、马建忠、徐建寅、罗丰禄的多次谈话、李鸿章致信给朝鲜大臣劝其“联美亲中国二者为最要”以牵制日本、拟举荐德国人穆麟德（Paul Gerog von Mollendorff，1847—1901）帮助朝鲜对付日本等等，都是很有现场感的史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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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日本、朝鲜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很多本国人忽略，而异域人所关心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是本国文献所不载的。这很正常，大凡到了外国，人们注意到的常常是与本国相异的东西，那些一眼看去觉得不同的事物、人物和现象，会自然地凸现在视野中，而生活在其中的本国人，却常常会因为熟悉而视而不见，因此被淡忘和忽略。以朝鲜燕行文献为例，如果要研究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票价、座位、剧目和观众，要研究明清北京东岳庙的香火状况，要研究北京琉璃厂的书肆以及当时流行的图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详细的资料。特别有趣的，还有关于清代皇帝的相貌资料，通常，清朝治下的汉族中国人不会细细描述皇帝的“天颜”，即使记载下来，也因为避讳而多是“龙凤之姿”一类冠冕堂皇的记述，但朝鲜人却不然。康熙八年（1669），闵鼎重（1628—1692）在北京看到年轻的康熙，就说他“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29)；雍正七年（1729），金舜协（1693—1732）见到雍正，则说他“颜貌丰硕，而极其端雅，但声音强亮异常”(30)；接下去是乾隆，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李德懋说，他“面白皙，甚肥泽，无皱纹，须髯亦不甚白”(31)，两年后，朴趾源也说“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貌若六十岁，蔼然有春风和气”(32)，但又说他春秋已高，很是容易躁怒。而对于道光皇帝的记载更有趣，道光三年（1823）的徐有素（1785—？）《燕行录》记载，刚刚登基两三年的皇帝：“貌甚倾，上丰下杀，颡广准高，齿尽脱，两眼多精彩，耳大身长，盖其状貌，古所谓天日之表，龙凤之姿，恐不近似。犹有英迈气象，此其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欤？”(33)但五年后（1828）出使北京的一个官员却记载，他“黄面，上广下狭，短须无髯，脸长细眉，大口齿落，身长背偻”(34)，这两份互相不同的记载，倒是记载了同一个皇帝形象，这恐怕不是中国资料中会有的。只是对于咸丰，咸丰二年（1852）权时亨的记载倒还不错，他在正月十五见到咸丰皇帝，说他“坐下一匹乌骝大宛马，左手持洋画竹藤鞭，右手执纯黄革，头戴红红的帽子，身穿貂皮长袄，毛在外，生得六尺余身才，年可二十内外，面方白净，微带铁色，脸上没了一根髭须，貌瘦体刚，眉目英迈，其光射人，真有君天下之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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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人来说，特别有兴趣的，是从这里还可以看到清代学术与思想的风气嬗变。举一个例子，像柳得恭（1749—？）《燕台再游录》就记载嘉庆六年（1801）四月，柳氏赴北京购朱子书，曾与纪昀交谈，他所求购王懋竑的《白田杂著》，北方没有，纪昀因此说，“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此等书（指《朱子语类》等）遂为坊间所无”(36)。这显然可以作为昭槤《啸亭杂录》卷十中，关于“（北京）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坊间二十年没有理学的书，可为“恐其无人市易”这一著名记载的佐证(37)，说明一代学术风气正在悄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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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跳出中国：为的是反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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