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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异域之眼：朝鲜、日本史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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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还是有关历史的丰富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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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记载的关于清代中国思想文化世界的一些资料，就常常被人们引用(20)，比如其中的《太学留馆录》，它记载的朴氏与中国读书人王鹄汀、郝志亭的对话，就戳穿了大清帝国伦理风景的底线。表面上，当时的主流社会似乎都遵行《朱子家礼》，但是，王氏却说并不尽然；在公开场合人们都说“失节事大”，可是，私下里王氏却在议论这种陋习的不合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坚持说“百行孝为先”，可是，当朴氏讽刺所谓孝道“断指尝粪，尽是疏节，冰笋冻鱼，乃为笨伯”的时候，王鹄汀居然也同意这个似乎很叛逆的说法；而郝志亭甚至对维护政权秩序的“忠”也提出了疑问，说“陆秀夫之负帝赴海，张世杰之瓣香覆舟，方孝孺之甘湛十族，铁铉之翻油烂，人不如是不足以快，后世之为忠臣烈士，其亦难矣”(21)，这几乎是对传统道德底线的全面质疑。生活在大清王朝的中国文化人笔下，这类记载并不多见，但在朝鲜士大夫的记载中，这类资料却频频呈现。同样，在各种《燕行录》中，有很多满汉之间种种矛盾、怨怼、倾轧的记录，过去，通常学者会认为，清帝国的满汉冲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清政权的强力压抑、加上历史渐渐远去后，明清易代的记忆消失，以及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繁荣，清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或者清皇帝已经成为多民族大帝国的统一领袖，“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22)，似乎这种族群之间的恩怨已经淡化。但是，我们在朝鲜人的记录中，却看到处处时时都呈现汉族激烈的民族情绪，究竟这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朝鲜人的特意渲染？因为那些耻于满族蛮夷衣冠的话，不止是“思汉之心”，几乎是对满族统治的公然反抗。这些当时人所说近乎叛逆的话，在中国文献记载并不多，但在朝鲜文献中留存却不少，从朝鲜汉文文献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被历史“减去”或被“淡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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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来自异域的观察。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完全可以从日本的《华夷变态》中日本人对于来到日本的中国商人和船员反复询问的那一两百个问题，诸如明清差异、满汉关系、重臣为谁、有无灾荒、风俗变化等等，看到日本官方对中国的关注，究竟聚焦在什么地方(23)；也可以从《唐通事会所日录》的记载中，看到中国船员和商人的观念举止行为，与日本当地人的风俗差异和冲突，这呈现了日本与中国文化和习俗上的不同(24)；还可以从当时教日本通事学汉语的《官话问答便语》中，看到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可以看到他们如何理解中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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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历史资料是相当珍贵的，历史研究是后之视前，由于总是有“后见之明”，所以一方面常常有忽略的“死角”，一方面常常有越俎代庖的“脉络”，可是借用当时的、异域的资料，却可以看到很多被遮蔽的和被淡化的东西。像清代文学史由于后设的文学价值判断影响，对于道光年间的文坛，常常不会提及孙玉庭、汪廷珍的名字，可是，在总爱问谁是文坛领袖的朝鲜文人的记录里，我们却知道这两个“位至卿相，主当世之文柄”的人实在影响文学潮流很大，而当时文人所崇拜景仰，“皆为翰林之官，号为翘楚”的“广西陈继昌、湖北陈沆、四川王炳瀛、安徽凌泰封”，似乎在文学史上也同样是被遗忘的角色(26)。同样，研究近代史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有关晚清中国、日本、朝鲜以及西洋之间外交角逐的新资料，比如朝鲜的《燕行录全集》收录的郑健朝《北楂谈草》，在其中记录同治十二年（1873）清国与朝鲜官员的对话、笔谈中，可以看到中国与朝鲜同样面对“东之倭，北之俄”，并在西洋和东洋夹缝中，两国士大夫的很多心情和委屈(27)；像金允植《天津谈草》记载的光绪七年（1881）与李鸿章、许其光、周玉山、刘芗林、马建忠、徐建寅、罗丰禄的多次谈话、李鸿章致信给朝鲜大臣劝其“联美亲中国二者为最要”以牵制日本、拟举荐德国人穆麟德（Paul Gerog von Mollendorff，1847—1901）帮助朝鲜对付日本等等，都是很有现场感的史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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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日本、朝鲜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很多本国人忽略，而异域人所关心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是本国文献所不载的。这很正常，大凡到了外国，人们注意到的常常是与本国相异的东西，那些一眼看去觉得不同的事物、人物和现象，会自然地凸现在视野中，而生活在其中的本国人，却常常会因为熟悉而视而不见，因此被淡忘和忽略。以朝鲜燕行文献为例，如果要研究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票价、座位、剧目和观众，要研究明清北京东岳庙的香火状况，要研究北京琉璃厂的书肆以及当时流行的图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详细的资料。特别有趣的，还有关于清代皇帝的相貌资料，通常，清朝治下的汉族中国人不会细细描述皇帝的“天颜”，即使记载下来，也因为避讳而多是“龙凤之姿”一类冠冕堂皇的记述，但朝鲜人却不然。康熙八年（1669），闵鼎重（1628—1692）在北京看到年轻的康熙，就说他“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29)；雍正七年（1729），金舜协（1693—1732）见到雍正，则说他“颜貌丰硕，而极其端雅，但声音强亮异常”(30)；接下去是乾隆，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李德懋说，他“面白皙，甚肥泽，无皱纹，须髯亦不甚白”(31)，两年后，朴趾源也说“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貌若六十岁，蔼然有春风和气”(32)，但又说他春秋已高，很是容易躁怒。而对于道光皇帝的记载更有趣，道光三年（1823）的徐有素（1785—？）《燕行录》记载，刚刚登基两三年的皇帝：“貌甚倾，上丰下杀，颡广准高，齿尽脱，两眼多精彩，耳大身长，盖其状貌，古所谓天日之表，龙凤之姿，恐不近似。犹有英迈气象，此其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欤？”(33)但五年后（1828）出使北京的一个官员却记载，他“黄面，上广下狭，短须无髯，脸长细眉，大口齿落，身长背偻”(34)，这两份互相不同的记载，倒是记载了同一个皇帝形象，这恐怕不是中国资料中会有的。只是对于咸丰，咸丰二年（1852）权时亨的记载倒还不错，他在正月十五见到咸丰皇帝，说他“坐下一匹乌骝大宛马，左手持洋画竹藤鞭，右手执纯黄革，头戴红红的帽子，身穿貂皮长袄，毛在外，生得六尺余身才，年可二十内外，面方白净，微带铁色，脸上没了一根髭须，貌瘦体刚，眉目英迈，其光射人，真有君天下之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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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人来说，特别有兴趣的，是从这里还可以看到清代学术与思想的风气嬗变。举一个例子，像柳得恭（1749—？）《燕台再游录》就记载嘉庆六年（1801）四月，柳氏赴北京购朱子书，曾与纪昀交谈，他所求购王懋竑的《白田杂著》，北方没有，纪昀因此说，“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此等书（指《朱子语类》等）遂为坊间所无”(36)。这显然可以作为昭槤《啸亭杂录》卷十中，关于“（北京）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坊间二十年没有理学的书，可为“恐其无人市易”这一著名记载的佐证(37)，说明一代学术风气正在悄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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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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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跳出中国：为的是反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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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也许由于曾经作为朝鲜的占领者和殖民者的缘故，日本学界对于朝鲜文献有较多的关注，不仅林泰辅（1854—1922）、白鸟库吉（1865—1942）等东洋学的开创者对朝鲜有相当深入的研究(38)，还出现了像今西龙（1875—1932）、藤冢邻（1879—1948）等这样的专家，他们对这些朝鲜汉文文献有很多收集和研究。后来，日本仍然有很多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也有像天理出版的《朝鲜学报》这样高水准的学术刊物，就连我们常用的朴趾源《热河日记》，也有今村与志雄的详细注释。但是，在中国只出版过《李朝实录》等少量朝鲜汉文史料，像《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通文馆志》等相当多的文献，都很少被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关注。还好，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看到韩国文献了，因为这些文献很多已经由韩国整理影印出版，对于研究者来说是相当方便了。不仅是过去已经出版过的《李朝实录》，现在还有韩国景仁文化社影印的《韩国历代文集丛刊》三千册，以及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的《韩国文集丛刊》三百五十册(39)，这些文集绝大多数是汉文书写，大致相当于明清时代的史料(40)；而韩国东国大学校林基中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分别编辑的《燕行录全集》和《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一百零六册，几乎五万页的资料，基本上是明清两代朝鲜人对于中国的观察和记录(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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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日本的史料，我以为，研究中国的人完全可以把视野放宽，有些未必直接涉及中国，或者不一定直接记载中国的资料，其实也有“中国”在。因为无论在漫长的历史中，还是在现实的空间里，对于朝鲜和日本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来源”或“他者”，使得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朝鲜人在互相交往礼聘的时候，在彼此赠酬唱和的时候，在互相观察和评价的时候，在引经据典的时候，都会出现“中国”。因此，像成大中编《海行总载》就收录了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多种日记和诗文，这里记录了大量日本和朝鲜人对于中国的观察、想象和评价(42)。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被误收在《燕行录全集》里的洪景海《随槎日录》(43)，就是一份很有趣的文献，它是乾隆十二年也就是日本延享四年（1747）朝鲜通信使随员洪景海的日记，记载的是他在日本的见闻，其中我们从他和日本各界文化人的互相唱酬、笔谈中，就可以看出很多当时日、朝人对中国的想象和评价，因为在使用汉文互相沟通、汉诗互相唱酬、汉典加以装饰的时候，无论是评价、赞誉还是质疑的标准，竟然常常来自它是否符合传统中华的风格与样式(44)。而同样重要的是，日本江户时代在长崎和其他地方接待清帝国贸易船只的各种官私文书，以及所谓唐通事的资料，也已经被大量整理和出版，除了像前面提到的著名的《华夷变态》以及《唐通事会所日录》、《古今华夷通商考》之外，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出版的《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45)，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的有关资料，以及大量有待发掘的史料，也都呈现着已经分道扬镳的日本对中国的细心了解和冷眼旁观(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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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这些资料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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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待整理的资料库：以《燕行录全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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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文献需要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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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鲜的汉文燕行资料为例。大约从2000年开始，我用了一些时间来阅读这些李朝朝鲜有关中国的各种见闻记录，这些文献很早有人注意，也不断编有一些丛书，撰有一些目录。丛书如1960年代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的《燕行录选集》两册（首尔，1962）、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的《国译燕行录选集》十二册（首尔，古典国译丛书95—106，1976）、1978年台北的《朝天录》四册（《中韩关系史料辑要》，珪庭出版社，1978），一直到前面多次提到的，由韩国林基中教授和日本夫马进教授分别编辑的《燕行录全集》一百册和《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六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1990），以及最近由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纂的《燕行录选集补遗》三册（首尔，2008）。目录如中村荣孝1930年所编的《事大纪行目录》(47)、张存武《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中的附录(48)、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等等(49)。不过，其中还是有不少问题，尤其是本书主要使用的文献之一即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夫马进教授曾经指出过其中的一些问题(50)。我看过大部分文献后，感觉有以下问题需要特别注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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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年代先后与编次先后问题。现在的目录是以作者生年为序的，这固然是一个权宜方法，但是，似乎不如以使燕年次为序更加合用。随意举一个例子，比如金昌业（1658—1721）于1712年出使北京，与同样留下了燕行记载的崔德中是同一使团，如果以出使时间为序排列，两者邻近，便可以互相参照，对那次的出使情况更能明晰了解。但是，现在的《燕行录全集》以生年为序，则一种在第三十一至三十四卷，另一种在第三十九至四十卷，使用相当不便；同时，有些撰者的年代或出使的年代可考却未考，有的年代还有错误，比如第三十五卷所收权以镇（1669—1734）《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的目录作“癸巳燕行日记”，但其第一页即说到，自己于癸卯十一月除谢恩副使，甲辰赴燕，则当为雍正二年（1724），并不是十年前的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第九十四卷所收徐庆淳《梦经堂日史编》，目录上其生年为1894年，但是，书中已经说明，他是咸丰五年（朝鲜哲宗七年乙卯，为清咸丰五年，1855年，书中误作咸丰“六年”）五十三岁时出使北京的，那么，他的生年应当在1803年，整整差了几乎一个世纪。再如，第七十六卷中题为朴齐仁的《燕槎录》，目录标注为“生卒年不详”，而出使年则定在1800年即嘉庆四年，这显然是因为卷首有“庚申二月”的字样，但实际上这庚申不是那庚申，整整差了一个甲子六十年，因为朴齐仁这部日记中，既提到咸丰皇帝，又说到洋匪，还记载了太平军之乱，显然不可能是嘉庆朝的事情，特别是这个使团是为贺皇帝三十周岁圣诞而赴北京的，咸丰皇帝奕生于1831年，庚申即咸丰十年（1860）他正好三十岁，所以《燕行录全集》编者所定的年代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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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重出、失误和误收问题。举一些例子，首先，如第三十六卷所收的赵荣福《燕行录》，其实，就是第三十四卷所收的闵镇远《燕行录》，不仅重出，而且张冠李戴。其次，前面提到的朴齐仁《燕槎记》，已经收在第七十六卷，而第九十二卷又收录了佚名《燕行日记》，其实它就是朴齐仁的《燕槎记》，只是因为书名稍稍有异而重出。再次，第七十五卷原题柳厚祚的《燕行日记》，如果仔细考察，则恐非柳氏所撰，因为卷前小序中，以他人身份提及柳氏，下面说“余……陪行”，显然是随从人员的口吻。同样的情况还有第六十九卷郑元容（1783—1873）撰《燕行日录》，其实此书绝非郑元容所撰，因其序文首句“辛卯冬至正使郑元容，副使金参判弘根，书状李校理鼎在。余与洪友敬渊、李主簿悌赫，陪上使作行”一句可证，显然，这是道光十一年至十二年（1831—1832）出使北京使团中，一个陪同郑元容前往的随员所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部《燕行日记》既收入第六十九卷，又重复收于第八十六卷，目录却称撰人“未详”，其实就是同一部书，而1962年成均馆大学编《燕行录选集》下册题郑元容所撰《燕行日录》，其实也是这一部，《选集》题郑氏撰，显然也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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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是出使清国的朝鲜使团，除了少数负有特殊使命者之外，大多是沿着同一路线（从京城出发，过鸭绿江经栅门、沈阳、山海关，从东门进入北京），在同一季节（十月下旬出发，十二月下旬到达，在北京停留四十天）到达北京的，而且朝鲜使者在出使之前，常常会阅读前人的燕行日记和诗文，并把这些现成的文献、典故、感受，不仅记录在他们为自己准备的素材中，而且会写在相同的经历和见闻中，既表现他们的知识，也炫耀他们的文采。尽管他们在写燕行日记的时候并没有“发表”和“首创”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文字不仅重复相当多，甚至有大段乃至整篇雷同，如果我们把这些见闻和感受当作“当时当地”的资料，可能会有问题(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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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邻为镜：不仅仅可以正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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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一章起，我将会讨论到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各国特别是朝鲜和中国之间，至少在文化上渐行渐远，彼此开始滋生了奇怪的傲慢与偏见，也在有意识地拿着放大镜彼此对望，在观看对方的时候，一方面自我表彰，一方面贬低对方。可是，正是在这样对异域的观察、想象和贬斥中，凸显了对手的隐掩的另一面，也反过来轮廓清晰地呈现了自身。例如，当朝鲜人看到清国人“丧礼用乐”而表示鄙夷的时候，表明他们严格恪守的是古代中国的传统丧礼；当朝鲜人讽刺清国人“男女无别”的时候，他们在为自己固执地捍卫理学“女无再醮”的道德严厉主义而自豪；当朝鲜人愤然面对清帝国的佛寺和关庙，感叹孔庙如此颓败的时候，可以看出，两班士人仍然在坚持着对儒家学说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维护；而当朝鲜人非常不屑地批评清国人“官员经商”的时候，说明那个原本同样崇尚“中华”的国度，仍然在传统儒家“何必言利”的轨迹上。然而，那个原本是“中华”的巨大帝国，这个朝鲜的邻居，在满族入主之后，是否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原先纯粹的儒家传统？李朝朝鲜和大清帝国之间，两者的文化差异难道还不够大，难道彼此还不能互相作为观察的镜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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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朝鲜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就可以成为反观中国的镜子。镜子是需要一层不透明的黑膜才能映照图像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比较，也需要有彼此不同的差异才能对照和比较。所谓“揽镜自鉴”，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他者认识自我”，这是文化反思的一般途径，如果没有一个有差异的“他者”，也无法借助差异来认识“自我”。只不过，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常常太倚重西方这个“他者”，却不大习惯用似乎“本是同根生”的朝鲜、日本、越南、蒙古以及印度这样一些周边文化来作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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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奇怪，当我们谈论“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突显彼此之“异”，可是，“东方文化”、“同文同种”、“汉字（或儒家）文化圈”等概念，似乎常常影响我们的历史观察和文化认识，总是无意中模糊了彼此的“异”而浓墨重彩地凸显了“同”，这使得我们在谈论“中国”和“东方”的时候，却总是在强调我们的“同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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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很长的时期里，东方诸国尤其是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确实曾经共享过一个来自汉、唐甚至宋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也许，真的可以称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历史世界”。但是，从丰臣秀吉侵朝到明清易代之后，文化上的彼此分道扬镳，已经使得几个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渐行渐远。正是这些渐渐发生并滋长的文化差异，促成了彼此互相观看之际的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而这种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使得各自通过对方，看到了彼此细微却深刻的不同。透过原本混沌的“同”和看似细微的“异”，也许更能使彼此看清各自文化，也体会到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是如何经由历史和时间的放大，渐渐演变成现在东亚诸国深刻分离而难以弥合的文化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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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致傅斯年》（1938年9月2日），王汎森辑《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载《大陆杂志》第九十三卷第三期，11页，199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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