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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很长的时期里，东方诸国尤其是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确实曾经共享过一个来自汉、唐甚至宋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也许，真的可以称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历史世界”。但是，从丰臣秀吉侵朝到明清易代之后，文化上的彼此分道扬镳，已经使得几个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渐行渐远。正是这些渐渐发生并滋长的文化差异，促成了彼此互相观看之际的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而这种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使得各自通过对方，看到了彼此细微却深刻的不同。透过原本混沌的“同”和看似细微的“异”，也许更能使彼此看清各自文化，也体会到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是如何经由历史和时间的放大，渐渐演变成现在东亚诸国深刻分离而难以弥合的文化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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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致傅斯年》（1938年9月2日），王汎森辑《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载《大陆杂志》第九十三卷第三期，11页，199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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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毓黻编《辽海丛书》（大连：右文阁，1934—1936）第一集、第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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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自1354年起，至1894年，共十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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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陆续整理和出版朝鲜汉文史料中的中国资料，如有杜宏刚等编《朝鲜文集中的明代史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影印十三册。又如赵兴元等编《〈同文汇考〉中朝史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也已经出版三集。参看本书【附录3】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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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3年12月），收入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二编第五章，169—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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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原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总第90期。收入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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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参与整理出版的，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5册和《韩国所藏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0册。又，这里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国忠教授，他在2003年赴韩国访问期间，为我收集了很多与《燕行录》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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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文汇考》（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郑昌顺等编。据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李朝实录·正祖实录》卷二（正祖十二年、乾隆五十三年）记载，当年（1748）九月编成《同文汇考》，“旧法，事大交邻文字，承受分属皆由承文院，其贰本三年一印，藏于掌故，著在经国大典……上之八年，命承文院提调李崇佑等裒辑各年诏咨表奏及使臣别单、译官手本，汇为一书。原编二十五目，别编十四目，补编五目，附编十四目”（4798页）。但是，后来陆续又有多次补充，一共成为十编，记事下讫1881年；《承政院日记》是朝鲜承政院每日事务的记录，原有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本，校点本由韩国古典翻译院标点，正在陆续出版中；《备边司誊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为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之间，李朝朝鲜备边司的官方日志汇编，为记录当时朝鲜国内国际各种事务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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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朝鲜金锡胄（1634—1684，曾担任燕行使团的官员）曾经在《以马岛来问中国事情事移礼部咨》说到前一年夏秋之间，东莱倭馆的翻译曾经得到日本人从商人那里传抄的《吴三桂檄文》，但是金锡胄似乎很不相信，说“决是卉服伎俩，不类汉人文字，既已毁弃勿留，亦不敢烦闻大朝”，这一年，对马藩主平义真又派人送来檄文，他仍然觉得这是“卖弄哄人”的东西。这一段记载相当有趣，可以考见中国禁止不传的《吴三桂檄文》在东亚之间的流传情况，见《息庵先生遗稿》卷十九（《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60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影印本，1999），323—324页；其实，清代初期这样的文献在中国被禁绝，但在日本、朝鲜保留不少，比如自称明遗民的何倩甫的《大明论》、林上珍的《清国有国论》，均撰于康熙十四年（1675），见《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种上，1975）上册，11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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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看本书第二章《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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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燕途纪行》下，《松溪集》卷七，《燕行录选集》（首尔：成均馆大学校，1962）下册，240页。以下所引《燕行录选集》均同，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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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韩泰东《两世燕行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81）第二十九卷，252页。以下所引《燕行录全集》均同，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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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正中《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上册，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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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萧奭《永宪录》卷二下雍正元年冬十一月《祁尔萨条奏喜丧仪制以杜奢侈》，福格《听雨丛谈》卷六、卷七，转引自余英时《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载《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240—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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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看洪翼汉《花浦朝天航海录》，《燕行录选集》上册，126—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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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政院日记》（韩国古典翻译院，2009）仁祖三年（明天启五年，1625）六月十一日，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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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堉（1580—1658）《潜谷朝天日记》，《燕行录选集》上册，记载使者到东长安门等待开门，“火者在门内索贿不纳，给白贴扇五柄、油扇六柄、刀子十柄，然后许入”（215页）。又记载“以桃花纸五十七张、雪花纸七卷，应提督之求，还给其钱，提督不受，钱不满其意，恚恨而去”（218页）；又记载朝廷大官只是爱钱（220页）；并且记载中国虽然也有监督官员，但是“有科道两衙门，但其人自己亦贪，何暇纠他人”（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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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看葛兆光《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清代中叶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观感》，载《九州学林》（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5）第三卷第2期。收入《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二编第四章，151—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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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分别参见以下第八章《堂子或祀邓将军》、第六章《明烛无端为谁烧—朝鲜朝贡使眼中的蓟州安、杨庙》、第五章《想象异域悲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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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朴趾源《热河日记》（朱瑞平标点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以及日本今村与志雄的日文译注（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本，1978）。我在这里用的是上海书店出版社标点本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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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二《太学留馆录》，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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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颐命《次副使见新历有感韵》，载其《燕行诗》中，《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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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比如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1975）卷十二（康熙二十六年，1687），654—719页，记录了康熙皇帝巡游苏杭、汤斌如何教导东宫太子、山东浙江的洪水、满汉风俗差异、《圣谕》宣讲规则、佛教信仰情况等等，便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注意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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