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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其中，当然也有少量较早期的资料，如崔致远（857—？）《桂苑笔耕集》、李奎报（1168—1241）《东国李相国集》等等，但是，绝大多数文集作者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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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燕行录全集》出版之后，林基中教授又出版了《燕行录全集续编》（首尔：尚书院，2008），共五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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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看成大中编《海行总载》（朝鲜古书刊行会）四辑，此书收录了1420年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录》到1764年赵曦的《海槎日记》二十二种；近来，又出版了《海行总载》的续编，续编为我们增加了几乎与原来数量相等的有关朝鲜通信使与日本往来的新文献材料。又，日本方面出版了相当完备的辛基秀、仲尾宏编《大系朝鲜通信使》（东京：明石书店，2003），共八册，但是，它的时代限于日本德川时代，德川时代之前与之后的朝鲜使行记录则不在其内。在各种朝鲜通信使文献中，整理最好的一种是姜在彦译注、申维翰撰《海游录—朝鲜通信使の日本纪行》（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本，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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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洪景海《随槎日录》（乾隆十二年、日本延享四年，1747），见《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卷。其中提到的日本林信笃与新井白石“分党各立，戈戟相向”、提到日本朱子学如伊藤仁斋、浅见絅斋、贝原笃信的情况，提到林恕三代与朝鲜通信使的交往等等，均是很可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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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例如，申维翰《海游录》（平凡社“东洋文库”姜在彦译注本，63页，1975）记载，1719年（日本享保四年）朝鲜人申维翰（1681—？）与对马藩的记室橘雨森（1668—1755）、松浦仪（1676—1728）唱酬笔谈时，曾有对话：“余问曰：白石公无恙乎？（松浦）仪……问余曰：公以为其诗如何？余答曰：婉朗有中华人风调。仪举手加额谢曰：昔木下先生门下，与白石为同门友，幸蒙君子嘉赏，何幸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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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第一至第五册中，有《中华之仪ニ付申上候觉》、《和汉寄文》、《朱氏三兄弟集》、《荻生北溪集》、《兰园鸡肋集》等等，关西大学出版部出版，1986—1996。而《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则已经出到第七种，即松浦章编《文政十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蒋元利资料》（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6）。感谢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松浦章教授馈赠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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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像一般记载中国风土人情和普通知识的寺岛安良《和汉三才图会》（1712）、中川忠英编的《清俗纪闻》（1799）、冈田玉山的《唐土名胜图会》（1805）等等，它们背后的眼光和态度，也相当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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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载《青丘学丛》第一号（1930年8月），177—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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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载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308—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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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四十二号（2003），12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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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的注释7中，已经指出，《全集》里的问题很多，如权近《点马行录》（第一卷）、李廷龟《东槎录》（十一卷）、郑太和《西行记》（十九卷），因为记载的行程都在今朝鲜境内，都可以不收；而洪景海《随槎日录》是随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记录，也不当收；撰者和年代也有相当多的问题，如原题作者和时代未详的《燕蓟纪略》（九十八卷），作者即朴思浩，而此书即前面八十五册所收的朴思浩《燕蓟纪程》等等。见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四十二号（2003），235—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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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这些问题近年来已经有一些进展，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左江《燕行录全集考证》，在夫马进教授考证基础上，对林基中所编《全集》的错误作了数十处考订更正，载张伯伟主编《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227—251页；漆永祥《关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则以具体例证，讨论了燕行录文献在使用和整理等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关的方法，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七辑，37—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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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夫马进在《关于日本现存〈燕行录〉的文献整理》中，也以天理图书馆藏郑德和的《燕槎日录》与同馆藏早于郑书二十五年的佚名《随槎日录》为例，说到了朝鲜使者燕行日记，有时会有沿袭和照抄前人日记的情况，载《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讯》第三卷第三期（台北，200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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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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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二章 时代背景：十七世纪中叶后朝鲜对中国的观察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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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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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从“朝天”到“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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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对于外面的世界，至少在乾嘉盛世之前，上上下下大多仍延续着两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想象。朝廷曾以大清帝国为中心绘制过几次有关周边世界的《职贡图》，想象着似乎仍然存在的册封体制，还有宫廷画家也画了《万国来朝图》记录各国人等到北京贺岁的盛况，人们始终沿袭着古老传统，一厢情愿地描述着想象的天下图像。在这种“天朝”对“蛮夷”、“大国”对“藩属”的无端傲慢中，看起来清廷唯独对朝鲜还存三分礼遇，无论是谢遂个人绘制的《职贡图》还是内府官方的《皇清职贡图》，都很自然地把朝鲜国放在首位，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知文字，喜读书，饮食以笾豆，官吏闲（娴）威仪”，和中华相去不远(1)。这种关于藩国的等级意识，好像在清国官员心目中非常清楚，乾隆五十五年（1790）也就是在乾隆皇帝庆贺八十寿辰的仪式上，朝廷安排来朝觐的各国使者，就把朝鲜当作在文化血脉和政治关系上最亲近的藩属之国，说“朝鲜于事大之节，敬谨如此，宜作他藩之仪式”(2)。这至少是从唐宋到明代照例沿袭下来的礼宾制度，尽管朝代更迭，已经从明到清，帝国统治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观念，似乎很宽容地还把朝鲜当作最接近的藩属，位置放在琉球、安南、缅甸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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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自从大清替代大明起，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就和过去不同了。顺治十三年（1656），坪麟大君李出使清国的时候写《燕途纪行》，回忆二十来年前在清国当人质的屈辱，就把自己想象成身陷匈奴的汉朝人苏武，而把大清帝国想象成匈奴，说自己“空抱苏武之节旄，日望上林之归雁”(3)，这种“华”、“夷”颠倒的想象很有象征的意味。顺治之后，经康熙、雍正到乾隆，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尽管大清仍处在“盛世”，这些朝鲜人仍然怀着这种心情，不时笔下就流露出对明帝国的依恋，常常发泄在无奈之下朝觐胡人皇帝的怨怼之意。一个叫做金锺厚的人，给曾经出使过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说，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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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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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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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万历皇帝说起：朝鲜人对大明帝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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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历史视野里面，那个葬在定陵的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君主，很多现代的历史书，包括牟复礼等合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和黄仁宇那部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5)，都不曾给他多高的评价。但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6)，并且始终坚持明朝的纪年。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只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阙之礼，则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7)。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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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对神宗再造之恩的感谢，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只是加深了这种感恩而已。对于大明王朝，朝鲜士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的文化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曾经在明初洪武年间到中国朝见明太祖的权近所作的《应制诗》二十四首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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