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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四十二号（2003），12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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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的注释7中，已经指出，《全集》里的问题很多，如权近《点马行录》（第一卷）、李廷龟《东槎录》（十一卷）、郑太和《西行记》（十九卷），因为记载的行程都在今朝鲜境内，都可以不收；而洪景海《随槎日录》是随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记录，也不当收；撰者和年代也有相当多的问题，如原题作者和时代未详的《燕蓟纪略》（九十八卷），作者即朴思浩，而此书即前面八十五册所收的朴思浩《燕蓟纪程》等等。见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四十二号（2003），235—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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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这些问题近年来已经有一些进展，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左江《燕行录全集考证》，在夫马进教授考证基础上，对林基中所编《全集》的错误作了数十处考订更正，载张伯伟主编《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227—251页；漆永祥《关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则以具体例证，讨论了燕行录文献在使用和整理等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关的方法，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七辑，37—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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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夫马进在《关于日本现存〈燕行录〉的文献整理》中，也以天理图书馆藏郑德和的《燕槎日录》与同馆藏早于郑书二十五年的佚名《随槎日录》为例，说到了朝鲜使者燕行日记，有时会有沿袭和照抄前人日记的情况，载《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讯》第三卷第三期（台北，200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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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二章 时代背景：十七世纪中叶后朝鲜对中国的观察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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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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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从“朝天”到“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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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对于外面的世界，至少在乾嘉盛世之前，上上下下大多仍延续着两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想象。朝廷曾以大清帝国为中心绘制过几次有关周边世界的《职贡图》，想象着似乎仍然存在的册封体制，还有宫廷画家也画了《万国来朝图》记录各国人等到北京贺岁的盛况，人们始终沿袭着古老传统，一厢情愿地描述着想象的天下图像。在这种“天朝”对“蛮夷”、“大国”对“藩属”的无端傲慢中，看起来清廷唯独对朝鲜还存三分礼遇，无论是谢遂个人绘制的《职贡图》还是内府官方的《皇清职贡图》，都很自然地把朝鲜国放在首位，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知文字，喜读书，饮食以笾豆，官吏闲（娴）威仪”，和中华相去不远(1)。这种关于藩国的等级意识，好像在清国官员心目中非常清楚，乾隆五十五年（1790）也就是在乾隆皇帝庆贺八十寿辰的仪式上，朝廷安排来朝觐的各国使者，就把朝鲜当作在文化血脉和政治关系上最亲近的藩属之国，说“朝鲜于事大之节，敬谨如此，宜作他藩之仪式”(2)。这至少是从唐宋到明代照例沿袭下来的礼宾制度，尽管朝代更迭，已经从明到清，帝国统治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观念，似乎很宽容地还把朝鲜当作最接近的藩属，位置放在琉球、安南、缅甸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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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自从大清替代大明起，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就和过去不同了。顺治十三年（1656），坪麟大君李出使清国的时候写《燕途纪行》，回忆二十来年前在清国当人质的屈辱，就把自己想象成身陷匈奴的汉朝人苏武，而把大清帝国想象成匈奴，说自己“空抱苏武之节旄，日望上林之归雁”(3)，这种“华”、“夷”颠倒的想象很有象征的意味。顺治之后，经康熙、雍正到乾隆，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尽管大清仍处在“盛世”，这些朝鲜人仍然怀着这种心情，不时笔下就流露出对明帝国的依恋，常常发泄在无奈之下朝觐胡人皇帝的怨怼之意。一个叫做金锺厚的人，给曾经出使过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说，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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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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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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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万历皇帝说起：朝鲜人对大明帝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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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历史视野里面，那个葬在定陵的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君主，很多现代的历史书，包括牟复礼等合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和黄仁宇那部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5)，都不曾给他多高的评价。但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6)，并且始终坚持明朝的纪年。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只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阙之礼，则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7)。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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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对神宗再造之恩的感谢，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只是加深了这种感恩而已。对于大明王朝，朝鲜士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的文化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曾经在明初洪武年间到中国朝见明太祖的权近所作的《应制诗》二十四首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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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言修朝贡，万世奉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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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主龙兴抚万方，远人来贡有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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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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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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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事大”的权宜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郑世龙《朝天录》中有《初入北京》一首，记载了他刚刚到北京时的文化震撼：“皇居气象偏知异，苍翠常浮万岁山。华盖共瞻天帝座，清都元隔软尘寰。茫茫人海流车马，井井官街画阓阛。领略也饶方寸在，只应蛙坎若为颜。”(9)（见图1）那个时候，李朝的合法性，是需要明帝国来确认的，连他们皇室的系谱也不例外。嘉靖十八年（1539）到达北京的权拨，就特别到礼部申诉，明朝对于朝鲜宗系的确认，自从永乐元年（1403）、正德十三年（1518）到嘉靖八年（1529），虽然累次上奏，但至今没有成文进入《明会典》，这使他们很是“闵郁罔极”(10)。就连那个由于漂海无意中到了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漂海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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