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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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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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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事大”的权宜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郑世龙《朝天录》中有《初入北京》一首，记载了他刚刚到北京时的文化震撼：“皇居气象偏知异，苍翠常浮万岁山。华盖共瞻天帝座，清都元隔软尘寰。茫茫人海流车马，井井官街画阓阛。领略也饶方寸在，只应蛙坎若为颜。”(9)（见图1）那个时候，李朝的合法性，是需要明帝国来确认的，连他们皇室的系谱也不例外。嘉靖十八年（1539）到达北京的权拨，就特别到礼部申诉，明朝对于朝鲜宗系的确认，自从永乐元年（1403）、正德十三年（1518）到嘉靖八年（1529），虽然累次上奏，但至今没有成文进入《明会典》，这使他们很是“闵郁罔极”(10)。就连那个由于漂海无意中到了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漂海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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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太平城市图》（局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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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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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大概是朝鲜的共识，尽管“尊明事大”也有策略上的考虑(12)，尽管一些使者也看到明帝国的种种弊病，甚至深受其害不胜困扰(13)，但是从上到下，仍然还是以明为尊。所以，在万历皇帝倾全力支持朝鲜抵抗丰臣秀吉的侵略之后，这种从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认同就更加牢固。举两个例子，天启四五年间（1624—1625），洪翼汉（1586—1637）出使明帝国，曾经看到过明帝国魏忠贤和客氏弄权，天子昏愦而忠良被逐，朝政上下一团糟，而千辛万苦从海上绕道到北京朝觐的朝鲜使者，也被腐败的达官小吏反复勒索刁难；崇祯九年（1636）出使北京的金堉，也同样一次次地被看守朝阳门的宦者、守东长安门的火者敲诈，让他觉得“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有着很不愉快的经验。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对华夏文化和政治的认同却始终没有改变，洪翼汉见到能理解他的中国人，还是真心地说：“小国岂不知事大之义，而终忘大国之恩哉？向在壬丁两年，几尽没于倭寇，幸赖神宗皇帝字小兴灭之德，再造藩邦，至今动植飞走，咸被其泽。”金堉在回去以后写了《朝天日录》，申翊圣在这部书后的识语中就大大回忆了一番明神宗对朝鲜的恩德，并且感叹对明代朝贡已经到了最后一页，“冠盖结轸于幽燕，文章被服，彬彬华制。岂期贽币止于丙子，而使休止于伯厚已也，此东方百六之会，人之观此录者，宁不泚颡而酿涕也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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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在明清易代之际，他们面对过去曾是蛮夷，而现实中极其强大的清朝时，虽然有些畏惧，但心底里总是有些不屑。尽管1627年朝鲜已经与后金签立城下之盟，但是，文士大臣仍然很坚持对于明帝国的认同和对后金的鄙夷。1636年，皇太极建大清，改元崇德，四月十一日在太庙的典礼上“群臣皆行三跪九叩礼”，但是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和李廓，却坚持不拜太庙，弄得皇太极也无可奈何(15)。同一年，在大清使臣的要挟和大清军队的压力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洪翼汉，以及李圣求、李景奭等等，先后上疏说：“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他们觉得，如果承认大清的名号，使得清人向外宣布“朝鲜尊我为天子”，朝鲜国王将“何面目立天下”，他们反对在国书外面改称“金国”为“清国”，因为“金是称汗时号，清是僭号后号”(16)，表明朝鲜士人的认同所在。但是，就因为这种态度，使得朝鲜人奉行的原来就很脆弱的平衡外交政策被打破，“大清”终于兵戎相向，而朝鲜在满清大军面前，被迫再次签订“丁丑约条”，同意“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并且改“奉大清国之正朔”，“每年进贡一次”(17)。八年以后，原来的宗主国明帝国又在“乱民”和“蛮夷”的双重打击下轰然崩溃，原来朝鲜与大明之间的实际政治和经济关系荡然无存，仅仅剩下文化上的历史记忆。但是，仅仅就是那些历史记忆，也使得很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服膺明帝国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痛心疾首，觉得“天朝”的崩溃仿佛是“文明”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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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18)，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19)。而在崇祯已经自缢，明朝已经覆亡后，连已经承认清帝国的朝鲜仁祖，在和大臣私下议论的时候，也很诧异地说道，“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天朝，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他对大明立国很正大、但现在却没有承继文化传统的现象很诧异(20)。恰恰是这种诧异，反过来呈现了朝鲜人对明朝的认同程度，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到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1662—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21)。（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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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李朝朝鲜所绘《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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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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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鸠占鹊巢？朝鲜人对大清的鄙夷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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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过了是康熙，时间流逝，大清王朝已经建立了几十年。在中国，正如张履祥（1611—1674）在《与唐灏儒》中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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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昔陆沉之初，人怀感愤，不必稍知义理者，亟亟避之（指参加科举考试），自非寡廉之尤，靡不有不屑就之之志。既五、六年于兹，其气渐平，心亦渐改，虽以向之较然自异、不安流辈之人，皆将攘臂下车，以奏技于火烈具举之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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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只是那五、六年间的变化，虽然像他这样少数人还沉浸在亡明的历史记忆中，大多数人已经走出回忆的阴影，何况时间过去不是五六年而是五六十年甚至更久，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已经在士人中淡漠下去。从清初以来曾经是士人精神支柱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时间无情的流逝和权力严厉的批判中，已经基本瓦解了，偏激的民族情绪已经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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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东邻朝鲜，人们却一直不那么想，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人金寿弘写了《辩长》、《论庶》二书，进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24)。再过十来年的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1686），清帝国因一小事发文，傲慢地指责朝鲜，甚至要科罚朝鲜国王银二万两，朝鲜方面派使臣郑载嵩前往礼部呈文，但是不仅“胡皇大怒”，清朝礼部还指责朝鲜呈文中有“狂孛”之言五处，居高临下地申斥，这使得朝鲜方面相当感到耻辱，当时的领议政金寿恒以及李颐命、金万吉、李徵明、赵相愚等也因为此事上疏，都认为这“是丙丁以来所罕有之耻辱”，都觉得朝鲜要卧薪尝胆(25)。这一年的十一月，朝鲜国王为平息这些愤怒的官员的情绪，说了一段相当有深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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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构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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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康熙五十一年即朝鲜肃宗三十八年（1712），这种耻辱感依然如故，都提调李颐命在上札中，不仅特意去掉“康熙”年号，并且提到“万历二十一年为我宣庙癸巳……神州陆沉，而国耻莫雪，皇朝旧物，无一存者，而东征时遗迹，获睹于百年之后，岂非深悲而宝惜之者乎？……呜呼，我国于皇朝，毋论其三百年臣事之义，若神皇之倾天下之力而济属国，自有天子诸侯以来所未闻者”，在他的札子中可以知道，不仅当时的朝鲜国王对于大明“设坛而岁荐香火”，而且孝宗“亲见天地之崩裂，日夜腐心，实有虽百世必复其仇之义”，所以他建议，等待时机，“以待天下之有变，庶可以洗此耻，复此仇”(27)。也许，朝鲜人的历史记忆格外深厚，对于荣也罢，辱也罢，他们都记得特别牢，直到雍正年间，松窝处士安命夏（1682—1752）出东门渡看到清国征服朝鲜后所建的石碑(28)，心里仍然很激荡，“清国颂功之碑，而我宗社污辱之处”。他觉得，朝鲜当时的这种屈服真是不应该，因为已经违背了孟子所说的横亘宇宙而维持人纪的“大经”，所以，他痛哭流涕“我东方堂堂礼义之国，岂知一朝沦腥膻事夷狄”，而这个“夷狄”现在却占据了地理上的“中华”，而且一占就已经八九十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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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恩仇分明的情感继续在延续，他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汉族人那么容易就归顺了满清，康熙年间出访清国的李宜显遇见自称是明朝大将常维春、常遇春后裔的常玉琨，就很直接地问道：“你是明朝子孙，独无思旧之心耶？”但常氏却给了他五个字的回答：“已顺他人也。”(30)这让坚持认同明朝的朝鲜人很讶异。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来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前明于我国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话，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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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朝鲜的官员士人在上书进言中表达着对清皇朝的愤懑和屈辱，就是书写历史的史家也在表达着对这个新宗主国的轻蔑和鄙夷，在朝鲜当时对于明清之际历史的记载中，这种爱憎褒贬情感也十分明显。尽管李玄锡《明史纲目》是把明代的下限定在崇祯十七年（1644），把崇祯去世、北京陷落和顺治元年当作明代的终结，这好像承认了清王朝的合法性。但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九月，其子李汉谦进呈李玄锡这一《明史》的时候，却在稿末说明，李玄锡编明史的目的，是“大复仇、重讨贼，严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无施，藉空文以见其志概”，是“伤皇朝遗泽之既泯，痛今日大义之莫伸”。这种不承认清帝国合法性的历史笔法，一直延续到很晚，像南有容（1698—1773）《明书纂要正纲》就直指李玄锡的做法仍有不妥，他将明史从明太祖写到永历十三年（1659）；赵彻永《续明史》也记载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即清军最初犯境年代）至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的历史。在序中看出，他相当重视华夷之说，并站在南明的立场上，以南明为“我朝”，以清朝为“奴”。而洪奭周（1774—1842）的《续史略翼笺》也同样把明史写到永历十六年，其跋语中公开说：“皇明乃本朝父母之邦……且蒙受神宗派遣援兵再造恩惠之国。”此外，李锡佑（宪宗、高宗时人）的《芊园家势续通鉴》二十三卷（自宋太祖至明永历十六年）、佚名的《皇明纲目》之第十卷（记崇祯十七年至永历十六年），都不认同1644年顺治元年作为清王朝建立的合法性标志，却把南逃的小朝廷看成是依然要尊奉的正统政权(32)。所以，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一文指出：“在朝鲜奉清正朔百余年后，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仍照样记载明朝为‘皇朝’，有关明朝的时代史，几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号为基准，甚至连南明时代也论及，以此来认定南明为正统王朝。”这种激烈的华夷观念，恰恰是朝鲜学者修明史的重要特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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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整个大清帝国时期，朝鲜士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34)。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