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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种以中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暂时还可以维持“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存在，那么，这一切从十七世纪以后开始变化。先是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一方面在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一方面在1592年出兵朝鲜，不再顾忌明帝国的势力，其实，那时的日本已经不以中国为尊了，不仅丰臣秀吉试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就是在学了很多中国知识的德川时代的学者那里，对于“华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么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他们开始强化自我认识。1614年德川秀忠发布“驱逐伴天连之文”中，自称是神国与佛国，“尊神敬佛”，在文化上与中国渐行渐远，特别是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后，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88)，形成所谓“日本型华夷观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89)。接着是朝鲜，毫无疑问，在明帝国的时代，朝鲜对于“天朝”也有疑窦与戒心，正如今西龙在《箕子朝鲜传说考》中说到的，朝鲜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有两种相反的思想：一是受到中华文化之教养而仰慕中国，甘心成为其藩属；另一是潜藏在民族性格内部的自尊思想，这两种相反的思想同一地呈现在箕子信仰之中(90)。尽管他们对明帝国始终有离心力的牵引，但神宗再造之恩再次使他们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洪翼汉，对实存明朝观感的恶劣与对文化故国认同的忠诚就是一例(91)。但是，本身是蛮夷的满洲入主中国，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所以，朝鲜使者出使清国时，他们很清楚这是到一个文化不一样的异国，“衣冠非我也，语言非我也，风土非我也，形形色色，触境可骇”，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觉得自己是他乡人，所以才会“异乡逢辰，客心凄凄，土炕寒灯，归梦忽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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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文人的眼中，“中国”似乎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历史上曾经如此辉煌的“大明”，一个是现实中已然堕落的“大清”。历史上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在朝鲜使臣的心中分裂成为不再重叠的两个，他们在文化上追随前者，在政治上臣服后者，这构成了东亚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道奇特的风景，并在观念世界中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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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清职贡图》，见影印《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参看庄吉发《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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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浩修《燕行纪》卷二，《燕行录选集》上册，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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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燕途纪行》上，《松溪集》卷五，《燕行录选集》下册，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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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湛轩书》内集卷三《直斋答书》，又可参看洪大容《又答直斋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建议参看山内弘一《洪大容の华夷观につぃて》，载《朝鲜学报》（日本天理：天理时报社，1996）百五十九辑；参见陈尚胜等著《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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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等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有关万历的那一章，也是由黄仁宇执笔的，他尽管也说万历“不应当作为一个怠惰和不负责任的朝代”，也说他“聪明而敏锐”，但是也说他“不尽君主之责”，557—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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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七，第九册，引申冕上疏，3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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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四，第十册，4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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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东文选》卷九十二，转引自山内弘一《李朝初期に於ける对明自尊の意识》，日本朝鲜学会编《朝鲜学报》（日本天理：天理大学，1979）九十二辑，7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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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郑士龙《朝天录》，《中韩关系史料辑要》（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2，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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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权拨《朝天录》，见《冲斋先生文集》卷七，《中韩关系史料辑要》2，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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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上均见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北京：线装书局，2002），63页、65页、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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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前引山内弘一《李朝初期に於ける对明自尊の意识》认为，朝鲜李朝初期，不仅通过对五福太一的祭祀，建立李朝易姓革命的合法性，其实也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完足世界的意识，所以，朝鲜在李朝初期有对明的自尊意识。他反驳通常的看法，认为由于信奉朱子学而以明帝国为宗主的说法，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山内弘一的这种说法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五福太一的祭祀，在宋代就是中国皇室很重视的祭祀，朝鲜王朝运用这一祭祀，是否能够确立李朝独自的合法性？而通过五福太一的分野说，是否能够建立一个适合朝鲜中心的天下观念，也是有疑问的。更何况，对明的自尊，与对明的认同，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可以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当时的朝鲜人意识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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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各种《朝天录》中常常有对明人崇尚王阳明之学的批评，也有对于明代吏治腐败的揭发，如郑士龙《朝天录》中《历代帝王庙》中批评建帝王庙“虚无崇奉殚民力，往代规为不足论”，赵宪《朝天日记》上，就在万历二年记载了他和彭文珠的对话，痛斥地方御史的无能，“不能弹罢贪残守令，以贻民害”，又批评当时明帝国的流行贺寿敛钱、天子令僧设斋、民众缺乏礼貌等等，收入《中韩关系史料辑要》2，分别见138、278、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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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别见于洪翼汉《花浦朝天航海录》卷一，金堉《潜谷朝天日录》后附申氏识语，《燕行录选集》上册，144页，229页。应该说，洪氏对明的观感并不好，在日记中多处批评中国的佞佛之风（卷一，136页），官员、译员和文人的贪婪腐败和傲慢无知（卷一，139页，卷二，163页）、朝廷的混乱和黑白颠倒的政治（卷一，150—151页）、批评儒学的败坏和对书院的禁毁（卷二，166页），已经对明朝开始失望，甚至说到“我东方礼义事大二百余年，岁王月聘，玉帛相望，而苟如此（指种种官方的腐败和傲慢），安能往来竣事，是必废朝”，但是，最终他自己还是捍卫“事明”之义，并为此牺牲，成为就义的三学士之一（另两人是尹集、吴达济）。见同上卷二，172页。又，关于“三义士”的情况，请参看张玉兴《朝鲜三学士沈阳就义始末》，载《商鸿达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8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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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看徐浩修《燕行记》卷一，《燕行录选集》上册，438—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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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六，3571页。但是，这一年被迫签订了丁丑约条，朝鲜国王也“上而为宗社，下而为父兄百官”，不得已尊奉大清为宗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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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三，第二册，430—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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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第九册，3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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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第九册，3722—3723页。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可以参看刘家驹《清初朝鲜潜通明朝始末》，载《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21—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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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第九册，3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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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景贤书院晦斋先生前后著箴及格言跋》，《忍斋先生文集》卷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393册，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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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四77页。参看何冠彪《明遗民对出处的抉择与回应—陈确个案研究》，载其《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95—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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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虽然像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第一代遗民，对这种华夷界限把持得相当清楚，因为他们的经验中有对于明王朝的依恋，但是，到了他们的下一代，恐怕就没有这样的意识了。举两个例子，如魏菁本身并不仕清，但是其子魏方泰却是“甲子乡试第一”；郭士标本人也是以遗民自居，但是其子郭晋熙却是“某科举人”，时间是会渐渐冲淡仇恨的。参看钱仪吉《碑传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卷一二五张大受《株溪先生魏菁传》、李振裕《新乡郭公士标墓志铭》，5899，5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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