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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当然，清帝国当时的学术，对朝鲜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请参看以下论文：藤塚邻《李朝の学人と乾隆文化》，载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会编《朝鲜支那文化の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29），283—332页；李元淳《朝鲜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载中华民国韩国研究会所编《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60—1949）》（台北：1983），345—363页；陈祖武《李朝实录所见乾嘉间之中朝文献与学术》，东亚儒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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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李《燕途纪行》下，《松溪集》卷七，《燕行录选集》下册，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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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赵珩《翠屏公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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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分见《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281页；第二十二卷354页；第二十九卷，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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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金正中《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上册，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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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他们非常注意观察风俗，把它看成是否文明的标志。康熙五十一年（1712），闵镇远进入清国，就发现这里的风俗很糟糕，“无上下之分，无男女之别，奴主并马而坐行，不可辨识，仆隶与内主昵坐对话，妇女无论尊卑，杂沓于驿卒辈而不知耻”，于是来自“东夷”的他反而斥责清国风俗是“夷狄之风”。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出使北京的洪大容更发现汉族的婚礼中居然有“拜天地”，被他看出“恐非朱子之礼”。在他们的记录中，除了有“汉女避人，清女不避”、“汉女缠足，满女则否”，“汉女避人，清女不避人，今汉女头插彩花二支，对立咫尺之地，浸浸然入于清之俗习，不知其然而自然耶”等等之外，当时清帝国的各种风俗，确实不如朝鲜保存汉族古礼更多。参看闵镇远《燕行录》、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五、徐文重《燕行日录》、金正中《燕行录》，分别在《燕行录选集》下册，328页；上册，390页，375页；下册，270页；上册，560页。关于中国当时丧制沦落的最详细记载，可见嘉庆四年（1800）朴齐仁《燕槎录》的记载，《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六卷，304—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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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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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徐文重《燕行日录》，《燕行录选集》下册，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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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三，《燕行录选集》上册，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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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李《燕行纪事》，《燕行录选集》下册，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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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关于火葬与土葬之辩，参看周《清波杂志》（刘永翔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十二，508—510页；柳诒徵《火葬考》，《史学杂志》（1929）第一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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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七《入燕记》上，《燕行录全集》五十七卷，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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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闵镇远《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下册，329页。又，洪万朝《燕槎录》中有《用徘谐体述土风十首》就说：“村闾强半关王庙，城市仍多释子庵。”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与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燕行录选集补遗》（首尔：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出版，2008）上册，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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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金正中《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上册，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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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279—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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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姜濬钦《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七卷，58页。下注：“王公卿相，多设厂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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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五，《燕行录选集》上册，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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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七《入燕记》上，《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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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闵镇远《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下册，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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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参看《李朝实录·英祖实录》卷二十九，英祖七年六月戊午条引其上疏。参看《夷と华の狭间で—韩元震に於ける夷狄と中华》，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百三十册，39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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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26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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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柳得恭《燕台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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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比如朱熹阐发《春秋》大义中有“尊中国而攘夷狄”，但是，清代皇帝却抢先一步，申斥“宋高宗不识春秋之义，讨秦桧主和之罪”，这就是“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朴趾源《热河日记》卷四《审势编》，218页、220页，参考今村与志雄日文译注本《热河日记》（东京：平凡社，1978，1995）。这一段话大概很多使华使者都有同感，所以，金景善《燕辕直指》卷六《留馆别录》仍然照抄了一遍，作为备忘，见《燕行录选集》上册，1186—1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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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赵宪《朝天日记》上，《中韩关系史料辑要》2，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