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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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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徐浩修《燕行纪》卷三，《燕行录选集》上册，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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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金正中《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上册，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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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洪大容《乾净笔谭》上，《湛轩燕记》卷五，当然，洪大容等对于朝鲜一味尊朱也有质疑，说：“东儒之崇奉朱子，实非中国之所及，虽然惟知崇奉之为贵，而其于经义之可疑可议，望风雷同，一味掩护，思以钳一世之口焉，是以乡愿之心望朱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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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当然，经过若干年的观察，十八世纪以降的朝鲜学者，对于大清学术也渐渐有一些改观，从朴趾源、洪大容以下，被后人说成是“北学”的一派，言语中也有肯定大清学术之处。参看金泰俊《虚学から实学へ—十八世纪知识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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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徐浩修《燕行纪》卷一，《燕行录选集》上册，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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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热河日记》卷四《审势编》，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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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见《燕记》，载《湛轩书·外集》卷七，《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册。就连日本人也常常试探清人的反应，说在理学方面，清国人崇拜陆稼书很自然，虽然“吕晚村（留良）卓识，盖出陆（稼书）之上，然吕，明代人，非贵朝之人”。于是，清人柳桥只好尴尬地承认说，吕留良“归我而不臣，故书籍，我朝弃禁而不观”，所以他再高明，也是“明代人”，而我朝仍然以陆稼书为“道学第一”。见《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二，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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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热河日记》卷四《鹄汀笔谈》，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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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热河日记》卷四《鹄汀笔谈》，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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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五《乾净笔谭》上，《燕行录选集》上册，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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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三，《燕行录选集》上册，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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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洪大容《乾净笔谭》上《湛轩燕记》卷五，《燕行录选集》上册，40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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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洪大容《燕记》，载《湛轩书·外集》卷七，《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604册，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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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三《黄教问答》，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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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崔德中《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下册，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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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三，《燕行录选集》上册，732页。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三《留馆录》上，又一次记载这个事情，并说朝鲜人常常问这个问题，所以“听者厌苦之，自是戒门者，禁东人之出入云”。《燕行录选集》上册，10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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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洪大容《乾净笔谭》上，《湛轩燕记》卷五，《燕行录选集》上册，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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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六《留馆别录》，《燕行录选集》上册，1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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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八，《英宗实录》元年四月壬辰，4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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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宋荣培《韩国儒学近百年の概况》一文中指出，由于捍卫朱子之学的正统性，朝鲜就不是夷狄之清，而是大中华的大明文化的继承者，即成为“小中华”，而这种朝鲜特有的特殊“华夷论”的文化自信，成为当时的思潮或者是支配性的氛围。李承律日译本，载《中国—社会と文化》（东京：东京大学，1999）第十四号，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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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当然，他对于朝鲜似乎有另眼相看，说“高丽稍近中国，颇有文物礼乐，与他番异，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礼。彼若欲每世一见，亦从其意”，似乎并不把朝鲜看成“外国”或“蛮夷”，见《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八。所以，《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三二〇《朝鲜传》也说，“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8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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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比如1672年林鹅峰的《华夷变态》、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到了本居宣长等人提倡“国学”，更是确立了平分秋色的国与国的对峙立场，甚至是凌驾于中国之上的观念。参看黑住真《日本思想とその研究—中国认识をめぐって》，载《中国—社会と文化》（东京：东京大学，1996）第十一号，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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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日本的山鹿素行（1622—1685）在《谪居童问》中，曾经说到日本的礼用人物自与圣人之道相合，所以应当将日本称为本朝，把清帝国称为“异朝”，这种思想被后来学者称为“日本型华夷思想”。见桂岛宣弘《思想史の十九世纪：他者としての德川日本》（东京：ぺりかん社，1999）第八章，198页。而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朝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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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今西龙《朝鲜古史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0），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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