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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暗淡心绪下的想象。其实到了九连城，恐怕也无法回望统军亭，他只是心系故国而已。因此，那一段路对于朝鲜使团来说好像特别漫长。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宜显离开朝鲜时，先在义州登统军亭，望马耳山，渡中江后，他写道：“芦苇夹道，其长过人，间多老木，柯梢罥卷挂衣冠，或横仄路边，中开一小径，地皆黑沙，间有沮洳，大抵尽日所行，无非荒原废野，所见萧瑟。”(15)雍正十年（1732）赵最寿作为谢恩及贺岁副使，记载使团“晚渡两江，就路于马耳、松鹤之南，直西而行，四面芦苇漫漫，望中绝无人烟。昏到九连城，设三幕于小溪边，此乃三使露宿处。寒明彻骨，虎豹夜嗥，鸣角张网，使行中役夫及皂隶，达夜哮喊，不能稳寝，远峰夜火明灭，问之乃猎胡也。自鸭江至九连三十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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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朝鲜使团来说，要到九连城便算进入大清，不过到了九连城，却还没有入大清关隘(17)。从义州渡过鸭绿江，到九连城仅仅二十里，而从九连城到汤站，再走二十里才到栅门，“栅门在凤凰山南，列植大木十余里，中为门”(18)，到了栅门才如同今日通过海关，往北到达凤凰城，这才算是真到了大清地界。雍正二年（1724）二月出使的权以镇（1669—1734），在其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路，他说：“（鸭绿江）江西犹我地，茂草没人，自义州岁刈以充用。一里余，再渡小西江，水狭可抗苇行，树荫二里，犹非彼地。又渡中江，江广倍小西江而已，浅处可揭越，看江中小洲，上有碑刻朝鲜界云。渡是，则彼中地，已有巡检胡人五六人来在矣。栅门外空无人居百余里，每月两巡，自凤凰城送人巡检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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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清的第一站是栅门，过了栅门，就真的开始大清地界的旅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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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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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省却麻烦：离境前的自行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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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朝鲜使团还在义州尚未离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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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赴燕京的朝贡使团，要携带不少贡品与文书，三百左右的人马，是一个庞大的旅团，携带的物品中最重要的，首先，是朝觐时用的表奏文书。这一文书有特别的格式，据《通文馆志》卷三，这些上表的正本，纸长七寸九分，广三尺许，每行书二十字。在合衿处写上“朝鲜国王（臣）姓（某）谨上”（另外还要有副本，用黄绫包裹）。封筒长八寸八分，广三寸一分，高二寸九分。以黄绢上画龙。这个文书是正式官方文书，格外慎重，所以在启程前七八日写毕后，要由六曹和承文官员仔细查对(20)。其次，当然就是进贡的礼品，包括各色高丽布、各色高丽席、各色高丽纸，还有豹皮、人参等等。原先明朝时期还有杂色马三十匹，通过海路运到，清代走陆路便不再进贡。当然，在皇太后、皇后、太子处还有各种礼物(21)。至于使团自己携带的物品，则有白苎布、白棉绸、木棉、正布、米，另外，使团也会携带马匹、白纸、玄银、锡妆刀、青鞘刀等物(22)。我们在各种燕行文献中看到，为了结交朋友，作为伴手礼，使团常常还会带有朝鲜特产折扇和清心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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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朝贡国给宗主国的贡品，也包括了朝鲜国王对大清皇家的特别礼物。据《通文馆志》引用《槐园誊录》及《户曹誊录》的记载，每年朝鲜给大清的“岁币”经常有变动，不过，一般来说从崇德年间起，大清的规定包括以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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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一百两（康熙壬申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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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一千两（康熙辛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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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角弓面二百副（顺治丁亥减一百副，甲午代以好大纸一千卷，好小纸一千五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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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纸一千卷（水牛角代一千卷，合二千卷，预备十卷），好小纸一千五百卷（水牛角代一千五百卷，合三千卷，预备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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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皮一百张（康熙辛卯免），水獭皮四百张；鹿皮一百张；青鼠皮三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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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一千包（顺治乙酉免），胡椒十斤（顺治丁亥免），苏木二百斤（顺治乙酉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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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腰刀二十六把（崇德癸未减六把，顺治乙酉减十把）；顺刀二十把（顺治乙酉减十把，丁亥又免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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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爪龙文帘席四张（崇德癸未减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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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苎布、棉绸、麻布万余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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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一万包（崇德辛巳减九千包，顺治丁亥减九百包，余下一百包内，本白米三十包，白米七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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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经过顺治、康熙两朝，大清渐渐平静而且富庶，便让朝鲜使团贡品逐渐减少(23)。不过即使如此，使团仍然要携带不少物品，包括打点各处上下的礼物，这使得每年赴燕京的朝鲜使团，不得不十分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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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使团虽然携带官方进贡物品很多，但是却对私人携带物品限制相当严格。由于大清国不许使团夹带私货，所以，为了避免个别人的走私行为连累整个使团，在离开义州进入大清之前，照例要在鸭绿江边的河滩上，对使团携带的物品作一番自我搜检(24)。顺治十三年（1656）出使的李，就曾经因为有人密告大清国的官员，朝鲜使团夹带禁物禁书，所以被要求一并搜查，并将报告燕京，几乎引起一场严重的冲突。他只好把使团的“刷马夫五汉，乃于轿前遽加重杖”。偌大一个使团，就因为这件小事几乎不能前进，只好软话说尽，加以贿赂，才勉强得以放行(25)。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使北京的金昌业也记载，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义州临行之前，一定要“检阅一行藁藏，以个人所带银货，量其轻重录其数，加封打印，然后还给其人，盖略依八包之法，防其私滥，而其事甚疏，不过为文具耳”(26)。话是这么说，但是有时也会出纰漏，像雍正十年（1732）的赵最寿、韩德厚使团，就在临行之前发现了问题，尽管三令五申禁止在清国私自经商，但在即将渡江时检查行李衣笼，却发现上使干粮马头郭山、馆奴万中，居然“潜藏天银一百二十两于饼担里”，另一个放料译官刘圣锡的雇佣，也“藏天银二百两于私卜中”，第一次发现，本想“枭首江上，以少警边关，仓促难以详核，囚禁湾府以供律勘断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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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清定下的规矩，却也引出了大清的鄙陋，原本是对走私行为的限制，最终却常常沦为索贿的由头。一旦天下安定，官员不免怠惰，腐败随之而生，就连镇守边关的将官也不能免。朝鲜使团甫一出境，就得面对大清各色官员，只好细心打点。雍正二年出使的权以镇（1669—1734）在日记中记载，使者刚一出关，就要到凤凰城送礼，“城将以下，牛鹿（录）、章京、甲军等三四十人，皆有所给，争竞锥刀，新来者自称位在城将上，城将所得环刀，欲得之，往复不已，受毕方许入。……所谓新来官者，在前，无栅门交易之事，十数年来，自义州称以逢载车物入送，人马七八十驮，仍相交易，湾尹以此牟利，而沈阳户部官，亦送将校来收市税，射利之弊，固无彼此。译辈称，以天子别遣御史讥察，栅门以为借口之计，良可笑也”(28)。这当然是不在制度中的陋习。可是，朝鲜使者如果不送礼呢？那些镇守栅门的大清官吏，会不会因此就借口使团中有人夹带走私货物，而对整个使团横加阻挠，另生枝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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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臣不敢冒险，只好自行“搜检留住”。临行之前，在鸭绿江边河滩上解开行囊，一一查看，这成了离乡去国前朝鲜使团的一个例行节目。当然，这种节目经历百年，渐渐也会松懈，十九世纪的第一年也就是嘉庆六年（1801），李基宪担任曹允大使团的书状，在渡江之前，就对使团中人的行李加以检查，果然发现有使团成员为了图利而夹带人参；道光十二年（1832）担任徐耕辅使团书状的金景善则引述《燕记》指出，在江边搜检原本是惯例，既要校阅人马，人籍其姓名特征，马记其毛色，同时也要抄检所带行李，方法是“立三旗为门，搜其禁物，如黄金、珍珠、人参、貂皮、包外滥银”等等，大略有数十种，等级低下的随从人员，要摸裤披衣，等级较高的使团成员，则解视行装，抄检现场，皮箱等等遍地狼藉，规矩应当很严格，如果夹带较少的要重棍罚没，中等的要刑配，最重的甚至要斩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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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已经律条松散，他也承认，使团中人私带红参的很多，河滩搜检，也常常有如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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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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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离乡悲情：不知何者是山，何者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