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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全诗如下：“翠幕沙汀扫雪花，离歌数曲驻征车。行人欲渡冰初合，群马长嘶日向斜。一带江头犹故国，九连城外是谁家？分明记得曾行处，夹路穷林与乱葭。”李在学（1745—1806）《癸丑燕行诗》，《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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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李《燕途纪行》中，见《燕行录选集》下册，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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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李（1737—1795）《燕行纪事》，《燕行录选集》下册，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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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蔡济恭《含忍录》上，原载《樊岩先生集》卷十三，《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334页，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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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沈乐洙（1739—1799）《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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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徐有闻（1762—？）《戊午燕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卷（本卷此本之后的《戊午燕行录》、《燕行录》），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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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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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四章 吴三桂非姜伯约：从清朝初年朝鲜人对吴三桂的评价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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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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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山海关边勾起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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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李朝朝鲜国王不得不年年向大清帝国贺岁和朝觐以来，从顺治到光绪的两百多年里，朝鲜使团离开朝鲜进入中国边境栅门后，在中国境内总是沿着规定的路线，从凤凰城到辽东，经沈阳到山海关，进了山海关则经永平府、丰润县到蓟州，然后，经东边的三河、通州进入北京(1)。据说，路途差不多都是一个月，因此一代一代的使者，不仅总是在一个个驿站中火（中饭），而且总是无奈地观看同样的山光水色，也无奈地重复经历相似的风雪严寒，当然也可以方便地借用前辈现成诗句来寄写心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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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山海关似乎是风景和心情的转折点，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到了这里的朝鲜使臣不仅可以见到大海，视野突然开阔，而且目的地京城在望，这意味着后半程风平浪静。特别是，在朝鲜使者眼中，山海关还是划分内外的一个标志，关外虽然和朝鲜相连，过去也曾是大明旧地，但是毕竟地处东隅，而且因为是满族旧巢，让朝鲜那些出身两班的士人使者觉得“殊有戎狄风习”，而关内尽管也“渐染羯胡之习”，但是，心中总是向往大明的朝鲜使者，却总觉得“人物渐渐繁盛”(3)，因而入了山海关，就仿佛进了文明之地，心情格外愉悦。（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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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朝鲜使臣所绘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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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不免对号称“天下第一关”的风景和故事，多留下一些笔墨。至今我们看到数以百计的燕行文献中，有不少在这里流连光景的作品。只是因为朝鲜人根深蒂固地蔑视胡虏的心理，让他们总觉得中国一旦沦入满清，便陷入无极的悲情世界，一切都仿佛带有凄凉。山海关也不例外，这里的孟姜女庙，原本是文人的吟咏题材，却总让他们想到笼罩天地、哭倒长城的悲切。而旁边的孔庙，原本是尊崇儒家先师的场所，却常被他们看成是礼崩乐坏、文明沦丧的征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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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让他们常常想到的，还有一个与山海关相关的人物，这就是当年为大明镇守此地，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1612—1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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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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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乱贼”：乍逢巨变之初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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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的夏天，噩耗不断地传来。隔着满洲人早已占领的辽东，当时已被满洲人控制的朝鲜君臣，只能通过种种渠道，零零星星地知道，原来一直宗奉的大明帝国，在犯上作乱的乱贼和伺机进逼的女真双重压迫下，早已节节溃败，渐至土崩瓦解。先是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在皇宫后面煤山的槐树上自缢，这个消息就已经让他们感到无比悲哀。到了五月，当他们经由大清的正式文件得知，上个月“吴三桂开关出降”，清兵已经“带神威大将军炮兵，及吴总兵马、步兵，前驱北京”的时候，就更是绝望，《李朝实录》记载，不要说国王君臣，连“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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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开关纳降，清人直取北京，成为明清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也使吴三桂成了朝鲜人眼中的历史罪人。吴三桂作为明朝大将，不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开门揖盗，引鞑虏进入关内，使神州沦陷，在始终眷念大明帝国的朝鲜人看来，这是十恶不赦的罪过。严守华夷界限的朝鲜人，对于忠烈与叛逆的爱憎甚至比中国人还要分明。就在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五月，被迫到北京谢恩的朝鲜使团书状（类似书记官）成以性（1595—1664）路过连山驿，就在明朝降臣祖大寿的碑文前大发了一通感慨，他说，祖氏“当年非不赫然隆盛也，缘（祖）大寿惜一死，四世勋业一朝扫尽，而今独两石门余存，适足为后人唾骂之资耳”，说到这里。话锋突然一转，便说到山海关和吴三桂，他说：“三桂以大寿外侄，颇有材略，受君命守此城，为敌国所惮。闻流寇陷京，称以复仇，举兵入关，名则正矣，既入山海关，战败以死，则志虽未伸，忠亦可尚。而先卖其身，击走子（自）成，子（自）成既走，更无所营，身为降虏，为天下之罪人。噫！”两天之后，使团一行走到山海关，他不由“举目相看，反袂而拭泪”，感慨地吟道：“连云粉堞浑依旧，百年文物不胜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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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的是吴三桂，悲切的是朝鲜人。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头十年那二三十年中，吴三桂还是大清宠臣，不仅他自己位极人臣，连他父祖的坟墓也极尽荣华。那些年中，朝鲜使者每到山海关，都会看到为吴三桂祖坟守灵的奢华景象。据说，吴三桂让其兄吴三凤看守坟茔，守冢人数达到三百，“俾渠等备牛羊豚祭需，以供四时之祀”(8)，这让始终对大清王朝反感的朝鲜文人感到既无奈又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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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朝鲜人旁观者清？也许是朝鲜人爱憎分明？在明清易代之初，身处迷局中的中国人对吴三桂的反复行为，可能还有更多的揣测、解释和评价。比如《烈皇小识》就推测说，他降清是因父亲被李自成所逼，“索诈甚酷”，所以才在遇见清摄政王的时候“剃发诣营，叩首诉冤，愿假大兵报仇，献血立誓”，这不算“忠”，但还算是“孝”；而《明季北略》则说，他是为了给崇祯皇帝报仇，“欲倡义复仇，以众寡不敌，遂亲往大清国请兵十万，为朝廷雪耻”，这不算“孝”，但还算是“忠”。还有的如《甲申传信录》说，他是为了陈圆圆，觉得“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于是“勒马出关，决意致死于贼”(9)，这和后来吴梅村《圆圆曲》一样，所谓“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这虽然不“忠”不“孝”，但还算是为“爱”。孝也好，忠也好，爱也好，无论哪一种理由，退到底线来说，吴三桂都还不失为一个英雄，至少也是一个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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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始终认同大明朝廷的朝鲜士人看来，作为明朝大将的吴三桂，无论为什么缘故拱手把大明江山献给“胡皇清虏”都算不得好汉，只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爱的叛臣。所以，他们始终在默默地祈祷大明江山的恢复，诅咒着卖主求荣的吴三桂。原因很简单，对叛徒的仇恨有时甚至超越对蛮夷的不屑，因为他“手握重兵，外召戎狄”(10)，却葬送了大明江山，所以他既是“中华乱贼”，又是“清虏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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