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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全诗如下:“翠幕沙汀扫雪花,离歌数曲驻征车。行人欲渡冰初合,群马长嘶日向斜。一带江头犹故国,九连城外是谁家?分明记得曾行处,夹路穷林与乱葭。”李在学(1745—1806)《癸丑燕行诗》,《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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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李《燕途纪行》中,见《燕行录选集》下册,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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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李(1737—1795)《燕行纪事》,《燕行录选集》下册,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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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蔡济恭《含忍录》上,原载《樊岩先生集》卷十三,《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334页,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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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沈乐洙(1739—1799)《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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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徐有闻(1762—?)《戊午燕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卷(本卷此本之后的《戊午燕行录》、《燕行录》),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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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四章 吴三桂非姜伯约:从清朝初年朝鲜人对吴三桂的评价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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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山海关边勾起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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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李朝朝鲜国王不得不年年向大清帝国贺岁和朝觐以来,从顺治到光绪的两百多年里,朝鲜使团离开朝鲜进入中国边境栅门后,在中国境内总是沿着规定的路线,从凤凰城到辽东,经沈阳到山海关,进了山海关则经永平府、丰润县到蓟州,然后,经东边的三河、通州进入北京(1)。据说,路途差不多都是一个月,因此一代一代的使者,不仅总是在一个个驿站中火(中饭),而且总是无奈地观看同样的山光水色,也无奈地重复经历相似的风雪严寒,当然也可以方便地借用前辈现成诗句来寄写心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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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山海关似乎是风景和心情的转折点,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到了这里的朝鲜使臣不仅可以见到大海,视野突然开阔,而且目的地京城在望,这意味着后半程风平浪静。特别是,在朝鲜使者眼中,山海关还是划分内外的一个标志,关外虽然和朝鲜相连,过去也曾是大明旧地,但是毕竟地处东隅,而且因为是满族旧巢,让朝鲜那些出身两班的士人使者觉得“殊有戎狄风习”,而关内尽管也“渐染羯胡之习”,但是,心中总是向往大明的朝鲜使者,却总觉得“人物渐渐繁盛”(3),因而入了山海关,就仿佛进了文明之地,心情格外愉悦。(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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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朝鲜使臣所绘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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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不免对号称“天下第一关”的风景和故事,多留下一些笔墨。至今我们看到数以百计的燕行文献中,有不少在这里流连光景的作品。只是因为朝鲜人根深蒂固地蔑视胡虏的心理,让他们总觉得中国一旦沦入满清,便陷入无极的悲情世界,一切都仿佛带有凄凉。山海关也不例外,这里的孟姜女庙,原本是文人的吟咏题材,却总让他们想到笼罩天地、哭倒长城的悲切。而旁边的孔庙,原本是尊崇儒家先师的场所,却常被他们看成是礼崩乐坏、文明沦丧的征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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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让他们常常想到的,还有一个与山海关相关的人物,这就是当年为大明镇守此地,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1612—1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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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乱贼”:乍逢巨变之初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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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的夏天,噩耗不断地传来。隔着满洲人早已占领的辽东,当时已被满洲人控制的朝鲜君臣,只能通过种种渠道,零零星星地知道,原来一直宗奉的大明帝国,在犯上作乱的乱贼和伺机进逼的女真双重压迫下,早已节节溃败,渐至土崩瓦解。先是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在皇宫后面煤山的槐树上自缢,这个消息就已经让他们感到无比悲哀。到了五月,当他们经由大清的正式文件得知,上个月“吴三桂开关出降”,清兵已经“带神威大将军炮兵,及吴总兵马、步兵,前驱北京”的时候,就更是绝望,《李朝实录》记载,不要说国王君臣,连“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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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开关纳降,清人直取北京,成为明清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也使吴三桂成了朝鲜人眼中的历史罪人。吴三桂作为明朝大将,不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开门揖盗,引鞑虏进入关内,使神州沦陷,在始终眷念大明帝国的朝鲜人看来,这是十恶不赦的罪过。严守华夷界限的朝鲜人,对于忠烈与叛逆的爱憎甚至比中国人还要分明。就在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五月,被迫到北京谢恩的朝鲜使团书状(类似书记官)成以性(1595—1664)路过连山驿,就在明朝降臣祖大寿的碑文前大发了一通感慨,他说,祖氏“当年非不赫然隆盛也,缘(祖)大寿惜一死,四世勋业一朝扫尽,而今独两石门余存,适足为后人唾骂之资耳”,说到这里。话锋突然一转,便说到山海关和吴三桂,他说:“三桂以大寿外侄,颇有材略,受君命守此城,为敌国所惮。闻流寇陷京,称以复仇,举兵入关,名则正矣,既入山海关,战败以死,则志虽未伸,忠亦可尚。而先卖其身,击走子(自)成,子(自)成既走,更无所营,身为降虏,为天下之罪人。噫!”两天之后,使团一行走到山海关,他不由“举目相看,反袂而拭泪”,感慨地吟道:“连云粉堞浑依旧,百年文物不胜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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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的是吴三桂,悲切的是朝鲜人。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头十年那二三十年中,吴三桂还是大清宠臣,不仅他自己位极人臣,连他父祖的坟墓也极尽荣华。那些年中,朝鲜使者每到山海关,都会看到为吴三桂祖坟守灵的奢华景象。据说,吴三桂让其兄吴三凤看守坟茔,守冢人数达到三百,“俾渠等备牛羊豚祭需,以供四时之祀”(8),这让始终对大清王朝反感的朝鲜文人感到既无奈又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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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朝鲜人旁观者清?也许是朝鲜人爱憎分明?在明清易代之初,身处迷局中的中国人对吴三桂的反复行为,可能还有更多的揣测、解释和评价。比如《烈皇小识》就推测说,他降清是因父亲被李自成所逼,“索诈甚酷”,所以才在遇见清摄政王的时候“剃发诣营,叩首诉冤,愿假大兵报仇,献血立誓”,这不算“忠”,但还算是“孝”;而《明季北略》则说,他是为了给崇祯皇帝报仇,“欲倡义复仇,以众寡不敌,遂亲往大清国请兵十万,为朝廷雪耻”,这不算“孝”,但还算是“忠”。还有的如《甲申传信录》说,他是为了陈圆圆,觉得“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于是“勒马出关,决意致死于贼”(9),这和后来吴梅村《圆圆曲》一样,所谓“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这虽然不“忠”不“孝”,但还算是为“爱”。孝也好,忠也好,爱也好,无论哪一种理由,退到底线来说,吴三桂都还不失为一个英雄,至少也是一个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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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始终认同大明朝廷的朝鲜士人看来,作为明朝大将的吴三桂,无论为什么缘故拱手把大明江山献给“胡皇清虏”都算不得好汉,只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爱的叛臣。所以,他们始终在默默地祈祷大明江山的恢复,诅咒着卖主求荣的吴三桂。原因很简单,对叛徒的仇恨有时甚至超越对蛮夷的不屑,因为他“手握重兵,外召戎狄”(10),却葬送了大明江山,所以他既是“中华乱贼”,又是“清虏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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