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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席话说得李正臣如梦方醒。这时，历史和价值都很简单明了，无论是大清国官方“十恶不赦”的定论，还是汉族文人半失望半怨恨的感怀，还是朝鲜官员怀念大明鄙视大清的心理，似乎在合力把吴三桂钉在了耻辱柱上。几年后，朝鲜使臣赵文命在路上想起吴三桂，就写了一首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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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三桂心犹汉，我识通天罪莫逃。当日若兴真义旅，白头宁着柘黄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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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毕竟比人强，岁月也能磨销记忆。再过十来年，就连曾经对吴三桂抱有极大好感的林本裕，也只好承认大清国皇帝的新政，是“宽仁盛德，敬宗睦族”(46)。到了三藩之乱平定六十年之后，这件事情早已在人们心中淡去，无论在汉族文人还是在朝鲜文人心中，吴三桂已经是不必再说的“贰臣”和“逆贼”，朝鲜文人和大清朝廷的评价已经不再冲突。虽然，一个叫做卢以渐（1720—1788）的朝鲜文人想起了吴三桂的时候，还偶然地联想到了图谋恢复汉室不幸身死的三国蜀汉名将姜维，但是，他还是觉得，吴三桂究竟不能算姜伯约，因为他“终作开门纳贼之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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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个清代，朝鲜使者在中国境内的途径是被规定的，大体上从义州出发经栅门，一共三十站：即凤凰城—松站—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狼子山—辽东（以上东八站）—十里堡—沈阳—边城—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广宁—十三山—小凌河—高桥堡—宁远卫—东关驿—两水河—山海关—抚宁县—永平府—沙河驿—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整个中国境内的旅行，包括休整与在途，大约需要一个多月，所以，各类《燕行录》的记录，多是北中国这一路的风土人情。又，关于明清两代朝贡路线的变化，朝鲜人徐有闻（1762—？）有一个简略的记述：“先时，女真作乱，以遏朝鲜使者朝天之路，大明成化十六年，我国以改路之意问于天朝，事下兵部议之，职方郎中刘大受曰：朝鲜往来之路，自阿骨关历辽阳、广宁、屯田卫入山海关，入京不远好矣，然此非祖宗本意也，若自鸭绿直抵屯田卫、山海关，则恐为他日之忧。事寝不行。阿骨关即连山关也。大抵渡鸭绿，不由辽东、沈阳，直有五六百里捷径，而事不如意，甚为慨然。”见徐有闻《戊午燕录》，载《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卷，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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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1737—1795）《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中记载路程说，“自凤凰城到沈阳，四百四十三里，沈阳到山海关八百三里，山海关到燕京，六百六十里，通计三千一百二十六里，除我境，实为二千五十里”，自沈阳到山海关，是中节，山海关以西，则是终节。但他又说明，明代原来贡路是从辽东直取鞍山，自海州卫以下，皆沿海而行，清代则改经沈阳，所以，到十三山才见水色，到松山堡才近海滨。《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二卷，634—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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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道一（1645—1703）《丙寅燕行日程》，《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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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德厚曾于雍正十年（1732）与李宜显同赴北京，其《承旨公燕行日记》中记载山海关附近的文庙“殿宇荒凉，规模草率，不成貌样。古帝王尊师重道之治，固不足贵之于夷虏，而大抵大小寺塔，则远近相错，极其侈靡，圣庙则殆于芜废，由是儒风扫地，习俗沦陷，人人以弓马商贩为事，不知文学为何样物事。余于一路上及留馆之时，辄求儒生经士，而晓解文字者绝稀，间或有秀才为名者，而蠢蠢贸贸，无足与语。中华文物无地可寻，足令人酿涕也”，见《燕行录选集》下册，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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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伟业《圆圆曲》，《吴梅村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三，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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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朝实录》（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仁祖实录》卷四十五，仁祖二十二年（1644）五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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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以性《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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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珩《翠屏公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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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上可以参看叶高树《清代文献对吴三桂的记述与评价》，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台北，2000年6月）第28期，85—108页。感谢台湾大学博士候选人林韵柔从台湾为我复制这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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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万雄《燕行日录》，写于康熙十六年（1677），《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八卷，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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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文汇考》（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第二册补编卷一“使臣别单”中记载说，朝鲜人李宇鼎在当年十二月就已经在大清境内听人说到了这一事变。1578—1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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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朝实录》之《肃宗实录》卷一，25页。转引自庄吉发《他山之石—朝鲜君臣论盛清皇帝》，载李国祁编《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纪念史学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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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朝实录》之《显宗改修实录》第二十八卷，显宗十五年（1674，即康熙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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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朝实录（肃宗）》第一卷，肃宗元年（1674）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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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林春胜、林信笃所编《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1975）卷二《吴三桂檄》，52—54页。对于这篇檄文的真伪，1931年朱希祖有一些讨论，见朱希祖《吴三桂周王纪元释疑》，《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类·明清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一册，393—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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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在中国文献中吴三桂的这篇檄文都不见收录。原因很可能是，官方既不愿意人们读到这篇充满汉族民族情绪和大明历史意识的文字，也不愿意让涉及历史机密的消息广为传播，因而把它当作悖谬之文禁止，而人们既害怕涉及政治忌讳招惹迫害，又把吴三桂的宣誓当作笑柄，觉得这只是惺惺作态，以至于这份历史资料不存于中国，倒保留在日本和朝鲜的记忆中。先是收在日本人编的《华夷变态》中，接着又在朝鲜国王那里引起极大关注，被收录在《李朝实录（肃宗）》卷四，16页，肃宗元年（1675）六月己未。可参看前引叶高树《清代文献对吴三桂的记述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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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朝实录（肃宗）》卷七，肃宗四年（1678，康熙十七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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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朝实录（肃宗）》卷六，肃宗三年（1677）十一月九日。撰写实录的史臣也说，“天道悔祸于赤县，而人心未忘乎朱氏，三桂一呼于云南，群雄并应于海内。乘此之几，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师攻其南，我兵击其西，则可以殪蛇斩豕，扫清腥秽，庶几雪仁祖之遗耻，报神宗之至德，使天下万国，知三韩忠节，犹有不泯”。可见这种想法当时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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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朝实录（肃宗）》卷三，肃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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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李朝实录（肃宗）》卷三，肃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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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朝实录（肃宗）》卷四，肃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十一月一日。平义真的信中说，“大明旧臣吴三桂，辅翊先帝幼子，久怀立孤丕运恢复之筹，分箚倡良将，杖节举义兵，方欲树创业守成之功，而今业已图南北两京……贵国地近靺鞨，道通中原，不知干戈余殃，无及边徼耶”。应该说，日本方面对于吴三桂的起兵，有相当大的关注，他们始终试图通过朝鲜获取更多有关情报，这一点可以参看《华夷变态》卷三，135—136页，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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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韩泰东《两世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