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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事情一直很清楚。康熙二十二年（1683）金锡胄路过榛子店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的副使柳氏招呼这座房舍的女主人询问过，而“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以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五六年前，恰恰就是康熙十七八年前后，这时被掳的季文兰，恐怕就是属于吴三桂一部的家属，所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徐文重（1634—1709）在《燕行日录》中说的季氏，就是“顷年吴三桂平后，南中士女为沈阳王章京者掠去”(23)。康熙三十五年（1696）洪万朝在《嘲季文兰》中就说“季文兰，秀才虞尚卿之妻也。或云居在苏州，盖南土人也，年十六当庚申（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吴三桂之乱，为沈阳王章京所掠”(24)。五年后（1701）姜到榛子店，也清楚地记载说：“此乃吴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为北兵所掳，怆感伤悼，而有此作也。”(25)只是在稍稍时间流逝以后，固执的朝鲜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兰当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满洲王章京以七十两白金买她上沈阳，就是要把它想象成明清之际蛮夷乱华的一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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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很不喜欢吴三桂。一开始，他们还期待他作三国蜀汉假降邓艾却试图复兴汉室的姜维，“我东闻中原人，皆以为三桂必复立皇明子孙以图复兴云”(26)。但是，在康熙年间吴三桂再度反清，却并不用大明旗号之后，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吴三桂所有的同情和期待，一致把他看成是断送大明锦绣河山的罪人。像康熙十六年（1677）的孙万雄，就说吴三桂“手握重兵，外召戎狄，一片神州，终为羯胡之窟”(27)。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崔德中，也痛斥吴三桂“自坏长城，请入外胡，使神州陆沉，可胜痛惜”(28)。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朝鲜使者借题发挥的兴致。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再次路过榛子店，又为季文兰题诗一首：“江南女子洗红妆，远向燕云泪满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怜征雁每随阳。”(29)这以后，榛子店和季文兰就成了一个典故、一个记忆(30)，不管这个墙壁和这首诗还在不在，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借季文兰题诗想象中国的悲情，用种种和诗表达自己对满洲人蛮夷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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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嫱出塞犹平世，蔡女沦身尚得归。琵琶弦弱胡笳短，难写崇祯万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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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水无心洗汉妆，胡儿夺掷旧衣裳。苍黄死别三生恨，不向江南向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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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行哀泪洗残妆，一叠清词惜旧裳。堪恨当时无义侠，教他流落海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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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花一朵堕胡尘，度尽榆关不见春。秉笔兰台谁作传，千秋寄与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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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容想见靓明妆，尘壁题诗泪渍裳。天下有心东海子，芳魂独吊立斜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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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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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悲剧如何演成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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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人的记载中，季文兰不仅身世凄楚，而且也容貌动人，而容貌动人，本身就更增添了身世凄楚。当年，金锡胄不仅听说季氏“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而且听说弱不胜衣，“垂泪书此，右手稍倦，则以左手执笔疾书”，在想象中已经平添了许多同情和怜爱。而后来的传说里，更在同情和怜爱中加上了更多想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林翰洙（1817—1886）的笔下，季文兰是“姿貌针茧笔画书琴俱极绝美”(32)，而且在申锡愚（1805—1865）咸丰十年（1860）写的《榛子店记》一文中，还想象出了季文兰到达沈阳之后的故事，说她不仅被章京掳到沈阳，而且被“河东狮子，日吼数声”，“鞭笞严下，辱等奴婢”，只好在夜半三更时到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其中最后一首说道：“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当然，这是故事外编故事，传说中加传说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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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朝鲜使者有关季文兰的诗歌里面，最早的是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这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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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新诗掩泪题，天涯归梦楚云西。春风无限伤心事，欲奏琵琶响转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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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被推崇的是说不清作者的这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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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江北鹧鸪啼，风雨惊飞失旧栖。日暮天涯归不得，沈阳城外草萋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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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正是因为这首诗被乾隆皇帝读到后，便下诏在离开榛子店二十里的地方，特意为季文兰立了一块碑(36)。可是，如果季文兰始终被视为明清之际汉族悲情的象征，乾隆不会赞同立碑；如果季文兰已经被知晓是吴三桂孽党家属，乾隆也不会赞同为她立碑。所以，皇帝为其立碑是什么意思，是迎合朝鲜使者的心情？还是附庸风雅？现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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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块碑也很早就已不存。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路过此地的时候，就已经感慨：“榛子店荒凉愁绝，有古陂，天旱水干，往往有芍药丛生。金清城《息庵集》有江右妇人为满洲章京过所掠过榛子店题七绝于壁，词甚哀怨，使臣所过者，皆有诗，后来磨灭不辨，今不知其为何家也。”(37)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也说到：“榛子店有古城，城周可七八里，今尽颓夷。……肃宗癸亥，息庵文忠公奉使过此………其后金稼斋到此……自此遂成故事，我人到此者，多次其韵，闻其后使行过此，见有短碑在路旁，曰：‘季文兰所过处’，必因我国人闻之而为此，其好事者有如此，而今不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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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注意的是，渐渐地，倒是另外一些诗歌开始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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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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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同情之泪何以变成了斥责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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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好像比中国人更加道德严厉。也许是因为他们一直顽固地恪守程朱理学的缘故，他们一旦认准了一个真理，常常会义无反顾，不像中国人那么容易动摇，这就是他们对于清帝国中对程朱信心不强的汉族读书人很鄙夷的一个原因。在他们多少有些固执的心里，对于季文兰的同情，渐渐却又演化出一些不满。最早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出使北京的谢恩副使洪万朝，他在《嘲季文兰》中就说季文兰在榛子店被污，只是在墙上大书“万古伤心”四字和一首诗，可是既然如此有文化有诗才，“想其人读书深闺，必审熊鱼取舍之分，而偷生忍辱，终不效坠崖堕楼之节”，真是令人惋惜(39)。康熙四十年（1701），一个叫姜的朝鲜使者也引了一首题作滨氏的和诗，对季文兰没有自杀，反而忍辱随王章京赴沈阳，提出指责：“痛杀羞容理异妆，罗衣脱却整丧装。既经兵火当应死，问甚河阳与沈阳。”姜氏便写了一段文字，很赞成滨氏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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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吴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为北兵所掳，怅感伤悼而有此作也。夫既戮矣，身既掳矣，爷娘生死无路闻知，惨祸穷毒，行路犹涕。此女之忍辱偷生，禽兽不若。观乎滨氏之诗，则辞严义正，真所谓一字一掬血，文兰之罪，尤无所逃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