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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满族皇帝还是好端端地在皇城里做天子，并不因为斯文扫地而羞愧。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庙还在蓟州城西享受着香火，也不因为朝鲜人的惊诧而少了明烛纸船的供奉，香烟依然缭绕，乐声照旧盈耳。乾隆二年（1737），李喆辅（1691—？）作为书状经过这里，还是受到震撼，便追问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有什么根据？他觉得真是十分“可骇”(20)。乾隆三十八年（1773），严（1716—1786）经过这里，又受到震撼，也说：“人□无非庙，欲示讥后世云，谁费功力而为此多事也。”也大叹“可骇”(21)。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怪异的祭祀确实可骇，一直到乾隆退位后的嘉庆二年（1797），朝鲜人李始源出使经过这里，还是忍不住要大发感慨，写下《蓟州》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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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羯鼓动如雷，玉妃宫中锦襁来。愧杀山颠双庙峙，明皇酣梦孰唤开？（原注：翠屏山有杨妃禄山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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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唐明皇，抨击安禄山，贬斥杨贵妃，痛惜大唐天下，暗中说的是大明王朝，这是朝鲜使者的一贯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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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渐渐地也有朝鲜人觉得不解，大明王朝在朝鲜人那里都如此被牢牢记忆，岂能如此轻易地在汉族中国人这里说消失就消失？他们猜想，也许是急切间没有发现中国潜在的民族情绪？一个朝鲜人在山海关附近的王家台午休时，注意到壁上有一诗，上写：“长脚奸臣长舌妻，苦将忠孝受凌迟。乾坤默默终无报，地府冥冥果有私。黄桔主谋千载恨，青衣酌酒两宫悲。胡铨若教阎罗做，拿住奸臣万剥皮。”他觉得，这应该就是汉族人的心声，虽然“笔法甚劣，诗亦有欠格律，而似若有激而发者，诗语则全属秦桧，而亦安知不寓意也。于此亦可知海内人心可悲也”(23)。是的，海内人心很可悲，不过可能他们并没有忘记汉族故国罢。所以，当朝鲜人看到安、杨庙而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就会越想越远。早在雍正三年（1725），赵文命就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了一首《蓟北城外有杨贵妃塑像》说：“禄山当年兴兵地，谁作杨妃塑像留？莫是后人深有意，故令天宝愧千秋？”(24)这当然还是一个疑问。可是前面说到的那个韩德厚，就在愤懑之后突发奇想，更加怀疑这种奇怪的祭祀背后，也许是一种寓意深刻的暗示，“至若杨贵妃，其迹未到此地，又何为而从禄山祠之于相望之地耶？无乃后人欲使锦襁丑声弥彰于后代耶？”在朝鲜使者看来，如果这两座庙有合理性，那么，就只是为向天下人暴露这两个人的丑行和罪恶，就像世俗把秦桧夫妻之像“刳脱剥颜，施以死后之刑”一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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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有人注意到，附近确实还有两个面目不清的石像，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朝鲜使者李德懋（1741—1793）就想当然地说，不要光看到山上山下有庙祀安禄山、杨贵妃，你还要看到“田畔有两石人，一大一小，大者禄山，小者庆绪，行人以石投其面，至目陷鼻塌，状甚狞丑”(26)。其实，这两个石像是不是安禄山和安庆绪，还真不好说。据现在的一些资料，也许更可能是《水浒传》传说中杨雄、石秀所杀的“狗男女”裴如海、潘巧云像。不过，这些固执的朝鲜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把它们想象成安禄山父子或者杨贵妃和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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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觉得，既然汉族中国人也那么蔑视和鄙夷这种奸人，那么山上的这种奇怪祭祀，也许只是满洲人的蛮夷遗风，所以，有人对这个现象产生了一种鄙视中有同情的心情，并由着这种心情对这个现象再做解释。道光二年（1822），徐有素跟随朝贡使金鲁敬到了这里，就说杨贵妃庙“所以建于此，而与禄山庙相对者，明当日之丑罪，为后世之鉴惩也”。而渔阳桥下的那两个石头人，他也想象他们就是受缚的安、杨，并说“此亦出于惩恶之意，石像之特置于杨妃庙下，亦有深意”(27)。六年以后的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作朴思浩的朝鲜士大夫经过这里，看到“渔阳桥旁有二石人，并肩而立者，若面缚者然”，便觉得，既建庙让他们享受香火，又立像让他们接受唾骂，这种矛盾的现象虽然不可思议，但也可以理解，“盖中国人愤而未泯，故有此说也”。只是这种做法未免有些欲盖弥彰，便说“好事者假引为名，眩人眼目，夫竹可罄也，石可缚也，青史炳炳遗丑万年，又何立庙之理哉”(28)。他一方面看到大清帝国见到孔子庙的颓败与佛寺的辉煌，对中华文明的坠落很有感慨，与朋友相对感叹“神州陆沉，圣道榛芜，春秋无可读之地，义理非可伸之时”，一方面又觉得大清帝国道德精神还在，尚不至于泯灭，说：“今行余见三快事，清人立国，专用表贤弹恶之政，渔阳桥立禄山石刻之像，彰唐之乱阶；岳王庙设秦桧铁缚之像，彰宋之误国；漳河水斩曹操银棺之尸，彰汉之逆节，可泄千古之舆愤也。至于追修明史，笔诛王振、魏忠贤、客氏之罪，凡明季被祸忠良诸臣，无不立传旌表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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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渔阳桥立禄山石刻之像”，究竟是不是“彰唐之乱阶”，却是很有疑问的，这很可能只是一种朝鲜人的想象。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器之（1690—1722）经过所谓杨妃庙，他就不很相信是杨妃庙的说法，据仔细观察过庙里的他说，里面“有一金像女人，戴花冠，面貌极端丽，盖此地本多娘娘庙，而此特在古渔阳地，神像美丽，故我国人强名为杨妃庙”(30)。看来，把娘娘庙想象成杨贵妃庙，也许就是朝鲜人越俎代庖的想象。所以，道光八年（1828）和朴思浩一起经过这里的朝鲜使者，看到山上的庙和山下的石像，就没有这样的想象和解释，只是说：“蓟州以西，东西峰头，有古庙二所，不十里相望，而下卒辈言杨妃及禄山之祠云。以何功德，谁为之庙享祀耶？谎甚，不可信也。又见路左有二石人比肩伛背而立，云是束缚状，亦不知何据也”(31)。而咸丰元年（1851）的权时亨，在来程经过此地的时候，听说这是安禄山、杨贵妃庙，也有些疑惑，说：“其言亦未可信，或以渔阳为禄山起变之地，而有此传说耶？”回程再经过这里，他就听车夫说：“这山是翠屏山，这石人是杨雄、石秀将杀潘巧云之形象。”他才想起以前朴趾源在若干年前也有这一记载，终于恍然大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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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寰中是谁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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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蓟州城外安禄山和杨贵妃庙的观察中，朝鲜人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解释就是这样浮现出来。他们先是想起了大明王朝的文明，把这一文明失坠归咎于满人，于是心中对当时已是夷狄的中国充满鄙夷。接着他们又代汉族中国人想象着异域悲情，一厢情愿地解释这种奇异祭祀下，也许隐藏着某种历史暗示，又从心底里有一些同情。而在鄙夷和同情的交织中，他们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想象成了中华文明的正宗。这并不奇怪，自从大清代替大明以来，他们早就觉得，“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了(33)。所以，他们看到当时中国一切怪异现象，就统统会把它归咎于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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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四年，已经是道光十二年（1832），仍然是寒冬的风雪天，一个叫做金景善（1788—？）的人，作为朝贡谢恩使团中的书状官出使北京，经过沈阳、山海关，一路风尘到了蓟州翠屏山下，他看到了沈阳太学“殿窗纸皆坏，雀矢满地”，也看到了沿途佛寺的“尊严整饬”。一路上的观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心里有无限伤感(34)。据他说：每当朝鲜人看到中国的这种文化沉沦，常常会感慨，比较含蓄的人说，“皇帝也薙发，将相大臣百执事也薙发，士庶人也薙发，虽功德侔殷周，富强迈秦汉，然自生民以来，未有薙发之天子也。虽有陆陇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琬、王士稹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识，一薙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何观焉？”这是文化上的华夷之辨；比较直率的人则会说：“城郭长城之余也，宫室阿房之遗也，士庶则魏晋之浮华也，风俗则大业天宝之侈靡也。神州陆沉，则山川变作腥膻之乡；圣绪湮晦，则言语化为侏漓之俗，何足观也。诚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他说，这虽然有点儿瞧不起中国人的意思，不过这符合《春秋》攘夷尊华的说法，因为朝鲜人“其为中国复仇刷耻之心，岂可一日忘之”(35)。然而，为什么华夏人却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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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想想“寰中是谁家天下”。虽然朝鲜人的大明情结尚在，很多朝鲜文人始终坚持用“崇祯后某某年”的纪年来寄托哀思，但是，这个时候大明王朝实际已覆亡近两百年，汉族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大清王朝，潜藏的民族情绪虽然还在心灵深处，但生活的习惯和惰性已经使人不太容易唤起原本的历史记忆。在乱像渐起的时代里，官家也顾不得来清理这些淫祠淫祀，没有谁去认真地想一想，这种不合华夏伦理的奇怪祠祀是否有道理。所以，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蓟州城外翠屏山的杨贵妃和安禄山庙，仍然是烟雾缭绕。经过这里的朝鲜人金景善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好叹气说：“年节日近齐备酒，明烛无端为谁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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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姜铣《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八卷，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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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堉《潜谷朝天日记》，《燕行录选集》上册，214页。又，洪翼汉《花浦朝天航海录》卷二记载，明末孔学之弊，也说：“渡海以来，由登（州）抵京，二千余里间，梵宇僧舍，还地相望，金躯绣佛，照耀城市，至于帝里深严近密之处，缁髡杂糅，寺刹蟠连，人皆迷溺左道，世争谄事非鬼，下及公卿辅相，而无不尽然，遂使圣路长堙，庙貌虚设，可胜叹哉。”《燕行录选集》上册，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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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颐命《次副使禄山贵妃庙韵》，载其《燕行诗》，《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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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崔启翁《杨贵妃庙附安禄山庙》，载其《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一卷，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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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康保成《长生殿笺注·前言》与竹村则行《从长恨歌到长生殿—论杨贵妃故事的演变》关于这一段历史、传闻与故事的变化，有很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竹村则行、康保成《长生殿笺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2—27页，385—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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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命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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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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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宜万《入沈记》，《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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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光绪）顺天府志》卷二十四，《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683册，698—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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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韩泰东《两世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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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荣福《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六卷，65页。其中说到从独乐寺后出蓟州三重西门，过五里桥，看见“后岭上有庙宇，颇宏丽，中塑安禄山、唐玄宗像云。禄山起兵反唐，在于渔阳，则杨妃之塑像于此，殊云意□，而玄宗之与禄山同庙，尤可骇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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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正臣《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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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像记载相当详细的《（光绪）顺天府志》卷二十四，在一一记录蓟州祠祀的时候，就不记载这两座庙的存在，意思是使它们处于非法祭祀的位置，这暗示着士大夫和官方的态度。《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683册，698—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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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府东五里许高岗，有安禄山祠，府北又有杨贵妃庙，唐之叛贼，何功而祠享耶？意者禄山为卢龙节度使，此即其所镇处，其后史思明、田承嗣辈，尊奉安禄山，遂立祠于此耶？宋明继唐而有天下，且成祖开都于北京，蓟即畿服也。叛乱如禄山，而仍置其祠，终不毁去者，又何耶？清人入中国，又改修此，则同是汉种，盖无足怪。或云此非禄山祠，乃岳王庙云，是亦可疑。武穆是南渡人，何以立祠于极北之乡乎？至若杨贵妃，其迹未到此地，又何为而从禄山祠之于相望之地耶？无乃后人欲使锦襁丑声弥彰于后代耶？是未可知也。城外有两石如碑样立在野中，俗传秦桧夫妻之像，而刳脱剥颜，施以死后之刑云。”见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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