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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李喆辅(1691—?)《丁巳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七卷,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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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严《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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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始源《赴燕诗》,《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八卷,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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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沈乐洙(1739—1799)《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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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赵文命《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七卷,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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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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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六至六十七《入燕记》上,《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26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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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八十一卷,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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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朴思浩《燕行纪程》,收在《心田稿·燕行杂著》中,《燕行录选集》上册,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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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朴思浩《燕行纪程》,收在《心田稿·燕行杂著》中,《燕行录选集》上册,904、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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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器之《一庵燕记》,载《燕行录选集补遗》上册,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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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佚名《往还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8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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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权时亨《石湍燕记》天卷(此书分天地人三卷,天卷即第一卷),《燕行录全集》第九十卷,493页,人卷(即第三卷),《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一卷,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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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八,《英宗实录》元年四月壬辰,4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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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一《出疆录》之《沈阳太学记》,《燕行录选集》上册,9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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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六《留馆别录》,《燕行录选集》上册,1184页。按:虽然此段其实是照搬了乾隆年间朴趾源《热河日记》的议论,但道光年间金景善再次引用,说明这一想法仍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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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七章 大明衣冠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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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不意犹见前朝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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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五岁的洪大容(1731—1783)随朝鲜使节团出使清帝国,到达北京以后,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装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后,走出午门,有很多好奇的人围观。这时,“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都笑而不答(1)。据洪大容事后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在朝鲜使臣穿着朝鲜正式衣冠,其实就是被清朝灭掉的明朝衣服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清帝国首都的一道异样风景。朝鲜使者常常被好奇地围观,不止是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更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2)显然,清帝国的文化人,已经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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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稍早的时候,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场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记载:“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绫,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这就是旧朝也就是大明衣冠(3)。对于曾经沧海桑田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郑太和(1602—1673)到清帝国来,就看到“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4)。而麟坪大君李在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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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间会磨灭记忆。在康熙八年(1669),当一个普通汉人王秀才被朝鲜人闵鼎重(1628—1692)询问明朝冠服带履之制时,他还能说出秀才、举人、大学士的制度,当闵鼎重拿了实物考问他,儒巾是否“无缨脚”的时候,他还能一一指出“龙眉凤目俱在,其制是无差也,元无缨脚”(6)。但是,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汉人都已经习惯了清朝的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潘庭筠看见洪大容“以方冠,著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是朝鲜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朝鲜人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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