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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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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六至六十七《入燕记》上，《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26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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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八十一卷，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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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朴思浩《燕行纪程》，收在《心田稿·燕行杂著》中，《燕行录选集》上册，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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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朴思浩《燕行纪程》，收在《心田稿·燕行杂著》中，《燕行录选集》上册，904、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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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器之《一庵燕记》，载《燕行录选集补遗》上册，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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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佚名《往还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8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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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权时亨《石湍燕记》天卷（此书分天地人三卷，天卷即第一卷），《燕行录全集》第九十卷，493页，人卷（即第三卷），《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一卷，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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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八，《英宗实录》元年四月壬辰，4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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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一《出疆录》之《沈阳太学记》，《燕行录选集》上册，9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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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六《留馆别录》，《燕行录选集》上册，1184页。按：虽然此段其实是照搬了乾隆年间朴趾源《热河日记》的议论，但道光年间金景善再次引用，说明这一想法仍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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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七章 大明衣冠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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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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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不意犹见前朝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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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五岁的洪大容（1731—1783）随朝鲜使节团出使清帝国，到达北京以后，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装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后，走出午门，有很多好奇的人围观。这时，“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都笑而不答(1)。据洪大容事后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在朝鲜使臣穿着朝鲜正式衣冠，其实就是被清朝灭掉的明朝衣服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清帝国首都的一道异样风景。朝鲜使者常常被好奇地围观，不止是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更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2)显然，清帝国的文化人，已经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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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稍早的时候，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场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记载：“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绫，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这就是旧朝也就是大明衣冠(3)。对于曾经沧海桑田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郑太和（1602—1673）到清帝国来，就看到“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4)。而麟坪大君李在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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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间会磨灭记忆。在康熙八年（1669），当一个普通汉人王秀才被朝鲜人闵鼎重（1628—1692）询问明朝冠服带履之制时，他还能说出秀才、举人、大学士的制度，当闵鼎重拿了实物考问他，儒巾是否“无缨脚”的时候，他还能一一指出“龙眉凤目俱在，其制是无差也，元无缨脚”(6)。但是，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汉人都已经习惯了清朝的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潘庭筠看见洪大容“以方冠，著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是朝鲜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朝鲜人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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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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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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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朝遗制”，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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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族人并非天生就应当是中国的执政者，但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1607—1667）到北京时，就说汉人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8)。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大约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在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1628—1692）的时候，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官居正七品，进士出身，虽然遵照清朝制度穿了清代衣服，“不敢戴纱帽”，但是仍然“羡贵国尚存汉官威仪”(9)。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1737—1795）还记载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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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但是，存有这种历史记忆和族群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汉族人对朝鲜使臣穿的明代衣冠，好奇归好奇，只是看看而已，最多是唏嘘一番，甚至还有人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穿的满式服装辩护，他们半是自嘲，半是解嘲地说，满式的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10)。还有人觉得一代有一代的衣冠，像前引叶梦珠《阅世编》中就承认，“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所以，潘庭筠就对洪大容说，这其实并不是为了钳制汉人，当年达海库尔缠也建议“衣服从汉人之制”，但是，皇帝不听从的原因，是使人方便打仗，因为穿了汉族人的“宽衣大袖”，等于任人宰割，“若效汉习，诸事便怠惰，忘骑射，少淳朴，失礼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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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中国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清朝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崔德中这样的朝鲜人也知道，汉族人如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清廷“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清帝国里那种“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视。他们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12)。（见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