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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一道禁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叶梦珠的记载说，虽然到了顺治二年，清军“克定江南”，但是旧时传统依然延续，“郡县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唯营兵则变服满装”。到了顺治三年（1646），洪承畴发布严厉禁令以后，服装才开始变化，但仍然不那么容易变过来。在顺治六、七年间，朝廷颁布官员正式服装规定，“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僭越”。但是，民间便服仍然很乱，要到康熙九、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才“一时翕然敬畏，恪守凛遵”，有了真正全面改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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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是要改变的，毕竟大多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在权势的威逼下，渐渐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因此，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洪大容到北京的半个世纪前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帝国时，曾和一个九十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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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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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入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著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著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著，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17)。二十年后，李宜显（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忝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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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清王朝建立已百年，遗民那些象征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洪大容曾经问汉族文人道：“古称士以布衣，今见兄辈，皆着锦衣，未知中国古俗自来如此耶，抑迩来尚侈而然耶？”严诚便说：“此非古俗，吾辈亦未免从俗，世道相见之人，大率如此。”洪大容又问道：“（遗民）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严诚便说：“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极古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坚持“古服”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则人皆笑之矣”(19)。毕竟已经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当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不是遗民，仍然是异域使者的衣冠，偶尔是唤回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入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筠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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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觉华人潜太息，朝权尽数八旗儿”(21)。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少去，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再有这种黍离之思，没有了黍离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完全随着时代变迁而流逝。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些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民族历史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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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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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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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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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日往东安门谒大成庙，“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阑）入无节，使者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22)。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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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在这一政治舞台上的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潘庭筠和严诚，这两个标准的汉族文人在与洪大容谈话时就不得不承认，就连他们最尊敬的孔孟程朱再世，也要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洪大容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非先王之法服，不须问也。”但严诚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不了解清国之制，便告诉他说：“然，必须五品以上带之，而翰林则以七品而亦许带。”可是，洪大容却故意调侃地说：“此必自已崇佛者带之。”严诚便回答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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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戏台上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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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七子”，他们“供称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该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官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24)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清朝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潘庭筠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25)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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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军服，而像形《水浒传》与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话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观，还可笑也。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26)。不过，崔德中只是痛说大汉衣冠成了优伶之服，但是没有透过一层，注意到这恰恰成了汉族威仪的最后舞台。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1767—？）看到戏台上的老者，也说：“一著阔袖团领头帽腰带，一应我国朝士之服，跪揖进退，皆中节奏，大抵胡儿见我国朝服之人，则必曰倡氏云者，盖以此也。”(27)不过，他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戏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纱帽，团领襞，历代中华之法服备焉，所谓礼失求诸野者也”(28)。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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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有意保留的东西，康熙五十二年（1713），金昌业在返回朝鲜途中看到处处演戏，便详细记载了清国戏班的情况，说“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惩，而前代冠服之制，中国风俗，可观者多，如今日汉人之后生犹羡慕华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戏子亦不可无也”(30)。一百多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31)又过二十年，李遇骏到中国来，看到从正月到三月处处演戏，男女老少争相施舍钱财，他就想象说，演戏虽然浪费，但是“中华衣冠，前代风俗，于此乎亦有可征者。”(32)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黍离之思。这些“中华衣冠”，似乎也真的能唤起人们的前朝记忆(33)。（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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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朝鲜传统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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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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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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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联想历史耻辱的汉族衣冠，除了在戏台上外，还在外国使节身上可以看到，这倒是对化外之人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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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不过，“礼失求诸野”这句话却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时时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招摇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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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特别是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平定安南战图册》中的一幅《阮光显入觐赐宴图》，正可以印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关于安南服饰的一些记载(34)。在当时朝鲜使者的眼里，琉球使者的穿着虽然有小小差异，但大概还是中华遗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韩某在北京看见安南使团，就说安南人“皂帽团领品带大盖如制，而唯是披发垂后加帽于上，为骇见耳”(35)。徐浩修（1736—1799）《燕行纪》卷二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饰金玳瑁带，穿黑皮靴”(36)，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至于琉球，也大体还是中华遗制，据说琉球遵守朱子家礼的规制，来北京朝觐的官员也基本上是明朝衣冠，“三品以上带黄缎画龙带，六品以上带红缎画龙带，而其他则或黑或蓝，随其所尚而带云”(37)。只是他们的头发不剃，盘在后面用短簪绾住。他们的衣服是短衣外着窄袖长衣，下端为曲尺形边(38)。不过毕竟旧制，乾隆年间金正中（？—1793）就这样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和安南使者，“琉球则朝袍广阔，有古人制度，而以黄帛广半尺者为带，紧紧束腰，头上又以黄色绫裁作一帕，如我东之幞头而小异焉。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安南）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我国恰似，且所着帽谓之‘文公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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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是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清朝，就打心眼里看不起。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者徐浩修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君臣在朝觐的时候，换穿了满人服装异常不满，便明知故问：“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这本是安南人当时小心翼翼的策略，但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40)。到了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1788—？）还在批评当年安南国王贪图乾隆皇帝一时恩宠改换衣着，借了评论暹罗衣冠沉痛地说：“清入中国，天下皆袭胡服，为区域之外，自仍旧俗，……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唯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41)而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尽管穿着大体并无舛误，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其人轻薄狡诈，无谨厚底意。缅甸则孟获之遗种也，衣蟒布头不着以黄帛环以两髻而露出长髻，极可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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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就有一种居高临下自居正宗的傲慢，面对日本人，更是以自己的服装接近大明衣冠而自负(42)。同样，面对已经改易服色的清国人，他们更是从心底里透出不屑。他们来到清国，便时时试探地询问大明衣冠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外国使节的服装已经让汉族中国人追忆往事时不免羞惭，身穿大明衣冠的朝鲜人也因为穿了汉族传统的衣服而相当自豪。雍正年间，李宜万（1650—1736）到沈阳，一个叫做张裕昆的汉族读书人来与他笔谈，他就有意向他展示朝鲜“衣冠之制”，穿上道袍说，这是我们上服，张便羞惭交加地写了“法服”两字。李又穿着衣服作拜揖之礼，这更引起张氏的无地自容，写道：“此是汉礼，如今文庙，则行此礼。”据李宜万说，张氏满脸都是“倾喜歆艳之意”。另一个汉族士人来访，他也一样给他看朝鲜的衣冠，并直接了当地追问道：“先生乃是汉人，见仆等衣冠，想有悦慕之心矣。”这个汉族读书人便用笔写了四个字“不言而喻”(43)。有人问朝鲜使者金正中：“（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此是中华旧制，子或未闻耶？其名曰暖帽，冬则着此，春夏之间，或纱帽金冠。”(44)而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却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他说：“中国之帽子、狭袖，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之时，这是华制耶。座中相顾笑视，末乃愀然曰：此非汉唐宋明遗制也，国制也。”(45)另一个乾隆年间出使清国的俞彦述，便得意地记载说：“彼人（指汉族中国人）有指我衣服而嗟叹者，曰：此圆领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戏指其衣云：此亦好制度。”使得汉族中国人大为羞愧，连说“不好不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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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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