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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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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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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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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清代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的《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清朝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48)。这倒是实的，就在明朝灭亡的那一年（1644），朝鲜使者成以性（1595—1664）在早已是清人控制下的宁远卫看到，这里虽然“公私家舍，大半夷狄”，但是“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49)。有时候，审美的习惯并不跟随政治的规训。到1712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还注意到：“（汉人）女人或著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间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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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看法，因为对满人习惯的鄙夷，伴随的是对汉族衣冠的坚持。他们自己从很早起就穿汉族的衣冠，并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1075—1151）序文中，把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分为五期，称：“新罗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色，至第二十三叶法兴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犹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请袭唐仪，太宗皇帝诏可之，兼赐衣带，遂还来施行，以夷易华。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妇人之服。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我太祖受命，凡国家法度，多因罗旧，则至今朝廷士女之衣裳，盖亦春秋请来之遗制欤。”(51)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喜爱，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到了明清易代以后，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主体性的意义，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是“夷狄之邦”。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人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乾隆年间，一个叫俞彦述的朝鲜官员（1703—1773）来到北京，看到男女衣服异制，就说：“男子则言语衣服，满汉元无分别，女子则尚服中华旧制，故当初彼中有‘男顺女不顺’之语。”而汉族中国人也常常面对朝鲜人有些气短，觉得自己穿了蛮夷衣裳，“不好不好，此是鞑子打扮”，自嘲说“我辈独女人不顺”，让朝鲜人俞彦述觉得“可见其有思汉之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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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据朝鲜使者洪命夏在康熙三年（1664）的记载，清代初期，当时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但是并没有最终施行。他很好奇地追问这是为什么，清国的官员告诉他说，当时朝野确实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这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静(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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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清王朝的汉族妇女仍然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清廷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也许是觉得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其旧时衣冠并不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忆，也不会成为反抗现政权的族群象征。但另一方面，我以为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清朝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因而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志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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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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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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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清朝的衣装，而时间的流逝，更在不断地磨销这种曾经深刻的历史记忆。“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55)，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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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时”其实就是向现实妥协。还有一种说法是“从俗”。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出使北京途中，一连三次向不同人提到同样的话题，得到三次几乎相同的回答。在和一个叫做张奇谟的人谈到明朝衣冠时，张就说，穿旧朝衣冠是“知礼”，但剃头易服是“风俗”。当他在山海关遇见祖上曾是明朝指挥同知的郭如柏，谈及衣冠之制的巨变时，郭却说这是“各朝制度”。当他与一个叫做康田的汉族读书人正话反说，故意说“我是东夷，有甚可观文物，穿的衣冠与大国异样，想必见笑”，没有想到的是，康田却说“爱贵邦衣冠，我这遵时王之制”(57)，意思都是风俗随各朝而变，时王之制不得不从。同样，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在通州碰到赴京考试的彭氏兄弟，当他问到你们是汉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为什么不穿前代衣服的时候，这两个二十几岁的汉族文人回答是“迫于势”(58)。所谓“从俗”，所谓“遵时”，所谓“迫于势”，都是无可奈何的意思。经过血雨腥风，正如彭氏兄弟说的，在清帝国的治下，断然没有不剃头变服的，“其势不得不然”。不过，因为朝鲜在清政治权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中国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1645—？）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蛮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倒对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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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以渐与郑季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道出使清帝国。到了北京，因为他们穿着大明衣冠，因此引起好奇和围观，据说，“其中少年辈见我等衣冠，大笑讥嘲，侵侮之意颇多”(60)。难怪差不多同时到北京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61)稍后，一个曾经是李朝“南人”一派首领的蔡济恭也写了一首诗歌，借了《朝鲜朝贡图》来反讽大清，说：“尔曹生不见衣冠，画者讥笑为此状。物情稀觏以为怪，越犬见雪吠相向。中华礼乐非前时，三代威仪尽在斯。尔家父祖昔如此，归问九原应始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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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汉族中国人“忘本”了吗？也未必。道光八年（1828），离开明朝覆亡已经差不多一百八十多年了，一个朝鲜人问张亨甫说：“入京来，窃有规规管见，盖上国延祚久远，制度范围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礼乐、中国衣冠，是未忍舍旧而然耶？朝著不欲语到耶？列朝来有金石成规而然耶？”这个汉族读书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请者斩。此亦是天数也，又有戒于前者，魏改汉制而云亡故也。”看起来好像很接受满族衣冠的正统性，不再愿意恢复大明衣冠。但是，他临走时却又补写了一句说：“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接着又说：“本日有事，且暂别，另日可至敝寓再谈否，以不便径造使馆也。”(63)在这种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神态中，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而二十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朝鲜使者李遇骏在广宁遇见汉人萧某，两人之间有一次笔谈，萧某就干脆一些了，“（李）问：‘吾辈所着衣冠，于汝心以为何如？’（萧）曰：‘此本中国衣冠，吾虽不得已胡服，岂无歆羡之心耶？’既而颦蹙眉，隐然有伤感底意。噫！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闾巷之间犹有思汉之心，为之一叹”。既有思汉心，为何汉人却胡服？李遇骏说，这是因为清朝“变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严”(64)。所谓“忘本”，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人服装。“遵时”和“从俗”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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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大容《燕记》，载《湛轩书外集》卷七，《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影印本，2604册，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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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大容《燕记》，载《湛轩书外集》卷七，95、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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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叶梦珠《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八，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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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太和《阳坡朝天日录》，《燕行录选集》下册，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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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燕途纪行》中。又，《燕途纪行》下，《松溪集》卷六、卷七，分别见于《燕行录选集》下册，221、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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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79—380页，又，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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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洪大容《乾净笔谭》上，《湛轩燕记》卷五，《燕行录选集》上册，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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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洪命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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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闵鼎重《老峰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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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燕行录选集》下册，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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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洪大容《乾净笔谭》下，《湛轩燕记》卷六，《燕行录选集》上册，416—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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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燕行纪事》，《燕行录选集》下册，6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