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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凌晨，天还很黑，有资格入宫贺岁的文武官员要齐集午门等候。朝鲜国派出的正使、副使和书状，也早早地带领一些官员穿戴冠服，从东长安门进入，经天安门东侧门到达礼部，摸黑等着朝见皇上。外来的人对一切都好奇，在这个时候，等候得百无聊赖的他们，倒总是特别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一切，连在灯烛钟鼓之间，也会去细细体会着“上国威仪”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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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们始终觉得蹊跷，就是在东方将明未明时，皇帝并不是先祭祀宗庙，也不是先接见群臣，而是匆匆地先出了午门，到一个神秘所在，要过好一阵，才回来继续元日例行的贺岁仪式。难道还有什么比正旦觐见朝贺更重要吗？难道皇帝还要先朝见什么人吗？康熙九年（1670）正月初一的早晨，朝鲜使者闵鼎重看到了这一异常现象，就觉得很诡异(1)。二十年后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徐文重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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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向明，诸官从人出，屏于端门之外。五凤楼上击钟，端门上应之，钟声甚紧，百官起立，先有小黄舆八，多秉灯火而出，小豹尾继行者多，其后黄屋，只以四灯前导而行，诸王及□自午门内骑从者甚多，出端门而钟止，百官离席而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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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好一阵子，皇帝銮舆才又返回。自从这以后的一两百年间，这一诡异细节始终让朝鲜人感到诧异，来贺岁的朝鲜使者往往都会记下这一事情。像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严璹，就记载得很细致，他说，夜三更时三使同出馆，以烛笼前导，到皇城午门外，良久闻钟声出于内，通官便“导三使以下二十七正官向御路列坐，左右月廊皆灭灯，中人并深伏不出，但见午门御路左右，有数十双羊角灯平置地面。已而皇帝乘黄屋轿，围以黄帐，出午门桥，高去地不远，羊角灯一时齐举……黄屋轿过灯尽处，只以一双羊角灯挟轿行。黑暗中，但闻数十马蹄落砖之声。黄屋轿见出端门，通官又导（朝鲜）三使还憩月廊。良久，通官又导三使出坐如故。见午门至端门，御路左右，豹蔸朱衣军排立仪仗，并□旗帜及画图扇之属。俄尔，黄屋轿复还，黑暗中之色如去时，但去时无乐，回时有鼓吹在后”(3)。嘉庆九年（1805）徐长辅的《蓟山纪程》、道光十年（1830）姜时永的《轩续录》、一直到咸丰元年（1851）权时亨的《石湍燕记》，都细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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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旦清晨，皇帝不接见等候朝拜的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先去干些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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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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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初行事：堂子祭天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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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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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崛起的清人，因为原来信仰萨满教的原因，一直都有设杆祭天、并且在静室祭祀诸神牌位的传统。在重大日子里，祭祀仪式照例要隆重进行，特别是正月初一。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编《增补满洲写真帖》中有奉天（今沈阳）的堂子庙胡同照片，入关前的祭天堂子就设在大东边门堂子庙路南(4)，日本学者村田治郎、中国学者孟森都曾经描述过这种仪式(5)。《太宗实录》（顺治修订本）天聪元年正月初一记载：“黎明，上率诸贝勒群臣谒庙，拜天，行三拜九叩头礼。驾还宫，顷之升殿。”所谓“庙”即“堂子”，显然这是清人入关前就已经有的正月初一祭天仪式(6)。后来，日本学者石桥崇雄氏根据满文档案，仔细叙述过这种大祭祀的情况，其实过程大体上也和汉族皇帝祭祀天地差不多，只是繁文缛节要少一些而已(7)。天聪十年（1636），随着皇太极称帝，国号改为大清国、年号改为崇德元年，清皇室不得不开始面对汉族、蒙古族和满族三种族群，这时，他们一方面要凸显和维护原来满族传统中的文化元素，一方面又要把它转化为天下共遵的仪式，所以，原来满族的堂子祭天，渐渐就变成类似汉族的天坛祭天。也是在这一年，在颁布“官员庶人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世停止”命令的同时，堂子变成了满族皇族的私人特权，并随着清朝的胜利而变得越发隆重。到了顺治元年（1644）九月，满人已经进入北京，这种仪式便随着新的统治者进入汉族中国。九月己亥，就是顺治皇帝入城前五天，他们在东长安左门外的玉河桥东，也就是今天东交民巷内，也修建了堂子。据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五说，堂子“街门北向，内门西向，正中为祭神殿，南向，前为拜天圜殿。殿南正中，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为皇子致祭立杆石座，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以次序列，北向。……凡每岁元旦及月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谐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其仪制，皇上礼服，乘礼舆，卤簿前导，祭时行三跪九拜礼”(8)。而昭梿《啸亭杂录》卷八《堂子》也记载，堂子在长安左门外，正中是祭神殿，南面是拜天圆殿，正中有立杆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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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正朔，皇上率宗室、王、公、满一品文武官诣堂子，行拜天礼。……祭日悬黄幡，系采绳，缀五色缯百缕，楮帛二十有七，备陈香镫。司俎官于大内恭请神位，由坤宁宫以彩亭舁出，行中路至堂子，安奉于祭神殿内，东向，陈糕饵九盘，酒盏三。圆殿陈糕饵三，酒盏一，楮帛如数。司俎官以赞祀致辞行礼。……实国家祈祷之虔，百神之所佑庇，与商、周之制若合符节，所以绵亿万载之基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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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满族人的仪式，可是有意思的是，当满族皇帝需要更全面地作为象征“中国”的皇帝时，却接受了汉族传统祭祀作为正式规则，还要解释说“与商、周之制若合符节”，然后才“绵亿万载之基”。然而，在正月初一，皇帝率王公、满洲一品文武各官去祭祀，汉族人哪怕是位高权重的汉族大臣，却也不能随同前往(10)。此外，坤宁宫立杆祭天、祭马神，也都拒绝了汉族人参与。这一似乎界分满汉的方式，却又把堂子之祭这种原来自己的仪式，转换为满族皇家的私人性活动，把来自萨满教的这些活动隐秘化，因而成为族群的内部认同仪式。所以，一方面看上去似乎是提升堂子祭天的等级，却无意中把汉族传统祭天仪式当成了国家和全民的活动，而另一方面在仿效汉族传统的祭祀时，原本作为象征“国家”典制的仪式，却在这严分满汉的界限中，又退回到满族族群的自我认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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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使者徐文重和闵鼎重看到这一奇特现象的康熙时代，堂子祭祀在正月初一已经成了一种固定节目。据各种文献记载，这一天的萨满祭祀有二：一是在日出前三刻出门的元旦祭，一是在三更举行于坤宁宫的元旦祭。朝鲜使者看到天未明时皇帝匆匆而出的是前者。据日本学者井上以智为的研究，堂子中央正北面南是享殿，享殿正南中央，面北有八角形的亭式殿，与亭式殿相似的，还有尚锡亭。在享殿的北炕上，东有朝神，西有夕神，据说这是从坤宁宫迎请来的。但同时祭祀的还有佛陀（在西）、关帝（在东）和菩萨（在中）；至于亭式殿，又叫八角亭、拜天圜殿、圜殿八方亭等等，之所以建成这样形状，似乎与汉族祭天的圜丘之制一样，都是模拟天圆地方的，而在元旦的清晨，皇帝就在这里祭祀天，向苍穹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这个殿内正中北向，又供奉有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两神，据说可能是来自蒙古语系的神灵；除了殿外北向松树神杆前祭天外，据说还要在尚锡神亭内正中，南向祭尚锡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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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也许是朝鲜使者不太清楚，也许是朝鲜使者不愿意清楚。他们一直怀着某种偏见在猜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秘密，又为何匆匆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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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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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朝鲜人的想象：邓将军或刘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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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鲜使者严（1716—1786）关于这一场景的记载。作为贺岁谢恩副使，他参与了正月初一大清帝国的贺岁仪式，也看到了皇帝匆匆而去的一幕，“皇帝乘黄屋轿，围以黄帐，出午门桥……黄屋轿过灯尽处，只以一双羊角灯挟轿行，黑暗中但闻数十马蹄落砖之声。……俄尔黄屋轿复还，黑暗中之色如去时，但去时无乐，回时有鼓吹在后”。但是，他说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干什么。恰恰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好多朝鲜人都在想象中加上想象，在传闻中相信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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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和传闻，都受到感情和观念的影响，不免有所偏向和偏见，甚至连事后的回忆也像在哈哈镜中取像一样，会发生扭曲变形。由于朝鲜两班士人对于大清帝国的蔑视与歧视，使他们的想象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偏向于丑诋和贬斥，而传闻也总是选择着不利于清朝的话头。在他们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清帝的堂子之祭，是因为害怕和心虚，是暗中祭拜前明王朝的敌人邓将军。严氏记载了这个传闻说：“或传皇帝每于元朝，先拜邓将军庙而归，不知邓将军何人？前此，我使或质于清人，则所答每□□不晓。或云，非邓将军，乃刘提督，万历己未建州之战，刘自缢死，死为厉鬼，清太宗遗戒子孙庙享，必先宗庙……”(12)其实在他之前，康熙九年（1670）的使者闵鼎重就已经听说，清朝皇帝大清早去祭祀的，乃是邓将军，因为邓是与清朝作对的明朝大将，死后成为厉鬼，“遇之者皆毙，胡人大骇惧，立庙祈祷。入燕之后，亦不敢废，设庙尊奉云”(13)。这种说法好像一直在传，而且变本加厉地渲染着。咸丰元年（1851）的权时亨，在正月初一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更在日记里这样想象，说这一天就是清朝皇帝祭拜刘（当）将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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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当即大明末年死节人也。清初显圣于太和殿上，清祖恐之，以弓矢乱射，以枪剑搠之，并不动。清祖大怯，跪乞安妥于太庙。后，每元朝行展拜礼，必先于宗庙。其画像绘以遇害形，颈血淋漓，使人一见不觉惊倒。每皇上展谒，侍臣不得随入，惟皇上独入，焚香而低头，不敢仰视云。是晓皇帝从后门诣刘将军庙行礼，自内还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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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将军也罢，刘提督也罢，刘当也罢，都是大清帝国的前朝敌将，清人怎么可能在正月初一先去悄悄地祭他们？可是朝鲜人相信这个传说。相信这个传说的心情不难理解，因为在这种传说背后，其实颇有一些朝鲜人折损清帝国的意思。朝鲜在清人入关以前，就因为战败而被皇太极羞辱，上层的士大夫一直对清朝怀着不满和敌意，所以，他们才宁愿相信这样的故事。一个叫做徐长辅的朝鲜使者（1767—？），一方面对北京大发感慨，写《望都》诗曰：“……痛哭涒滩岁，北寇侵孔棘。天地尽腥秽，气数方晦塞。玉玺元无主，女真敢为贼。”(15)一方面就在想象中羞辱清帝。当他又一次看到元旦清晨那一幕的时候，就说：“堂子之说也，彼人讳之，盖尝闻之，则邓将军，皇明时为辽将，战没，而康熙年间最显灵。或言皇明刘战殁，每见于今，于崇德帝以兵器迎之，故许以建庙，每岁正朔必先幸此庙，庙在玉河桥之东长安街之南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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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道光年间，尽管堂子祭天的来龙去脉，早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这种掺杂了偏见的想象，却还在朝鲜人那里弥漫。道光九年（1829）出使中国的姜时永（1788—？）还是记载说：“（关于正月初一到堂子祭天）盖闻皇明时，有邓某为辽将，战没，康熙时显灵。或言刘战殁后，每见梦于崇德帝，以兵器迫之，故许以建庙。每正朝必先礼此。或云：堂子所以祈天之所，自建州已有此俗，故入燕后亦然云。以余所闻见，上二说皆吊诡不经，下一说为信。按：堂子在长安左门外，中有祭神殿及拜天圜殿，每元朝及月朔，国有大事则祈为报，大出入亦必告……”(17)当然，这还是两说兼采，有些疑疑惑惑。而另一个叫做朴来谦（1780—？）的使节却坚信不疑，在说到有邓大人祭祀处时，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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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极秘，无人知者云尔。或曰：邓大人即大明名将，而战亡后灵应甚著，故塑像而祀之，皇驾亦必躬临云。或云邓大人即明将刘綎云。或云塑像无须，而祭时不用灯烛，深夜行事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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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时候的汉文文献中，已经很清楚地记载了“堂子”的事情，可邓将军的故事在朝鲜士人那里还是越传越广，不由得你不分说。也许，这已经传到了满族人自己的耳朵里，所以，像震钧《天咫偶闻》卷二就只好解释说：“堂子，在东长安门外，翰林院之东，即古之国社也，所以祀土谷而诸神祔焉。中植神杆以为社主，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即‘大社惟松、东社惟柏’之制。满洲地近朝鲜，此实三代之遗礼，箕子之所传也。俗人不知，辄谓祀明邓子龙。不知子龙盖于太祖有旧，相传开国初太祖常微服至辽东，以觇其形势，为逻者所疑，子龙知非常人，阴送出境。太祖笃于旧谊，陪祀于社，亦崇德报功之令典，非专为祀邓而设也。”(19)可是，尽管他反复强调这是神圣的“三代之遗礼”，甚至也拉了朝鲜人尊崇的“箕子”作依仗，还对疑惑不已的邓将军作了解释，无奈朝鲜人还是不信，在固执中还夹带了偏执，总是朝另一方面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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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个传闻最晚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就传到了日本，那一年，在一个叫做张斐的明遗民与日本人大串元善的对话中，张斐就说“鞑子所最怕者为邓将军”，并有鼻子有眼地说，邓将军为邓翊，“江西人，亦为虏所杀，头既去而不坠马，马更驰突虏营，鞑子为马蹂躏而死者，不计其数。其未死者，皆头大如斗，因知为邓将军显威。群祈祷之，不愈，又祈祷之，愿世世奉之如祖宗，然后头痛稍愈，故至今懔不敢犯”，所以他最后说：“堂子是虏酋供邓将军殿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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