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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凌晨,天还很黑,有资格入宫贺岁的文武官员要齐集午门等候。朝鲜国派出的正使、副使和书状,也早早地带领一些官员穿戴冠服,从东长安门进入,经天安门东侧门到达礼部,摸黑等着朝见皇上。外来的人对一切都好奇,在这个时候,等候得百无聊赖的他们,倒总是特别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一切,连在灯烛钟鼓之间,也会去细细体会着“上国威仪”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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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们始终觉得蹊跷,就是在东方将明未明时,皇帝并不是先祭祀宗庙,也不是先接见群臣,而是匆匆地先出了午门,到一个神秘所在,要过好一阵,才回来继续元日例行的贺岁仪式。难道还有什么比正旦觐见朝贺更重要吗?难道皇帝还要先朝见什么人吗?康熙九年(1670)正月初一的早晨,朝鲜使者闵鼎重看到了这一异常现象,就觉得很诡异(1)。二十年后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徐文重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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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向明,诸官从人出,屏于端门之外。五凤楼上击钟,端门上应之,钟声甚紧,百官起立,先有小黄舆八,多秉灯火而出,小豹尾继行者多,其后黄屋,只以四灯前导而行,诸王及□自午门内骑从者甚多,出端门而钟止,百官离席而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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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好一阵子,皇帝銮舆才又返回。自从这以后的一两百年间,这一诡异细节始终让朝鲜人感到诧异,来贺岁的朝鲜使者往往都会记下这一事情。像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严璹,就记载得很细致,他说,夜三更时三使同出馆,以烛笼前导,到皇城午门外,良久闻钟声出于内,通官便“导三使以下二十七正官向御路列坐,左右月廊皆灭灯,中人并深伏不出,但见午门御路左右,有数十双羊角灯平置地面。已而皇帝乘黄屋轿,围以黄帐,出午门桥,高去地不远,羊角灯一时齐举……黄屋轿过灯尽处,只以一双羊角灯挟轿行。黑暗中,但闻数十马蹄落砖之声。黄屋轿见出端门,通官又导(朝鲜)三使还憩月廊。良久,通官又导三使出坐如故。见午门至端门,御路左右,豹蔸朱衣军排立仪仗,并□旗帜及画图扇之属。俄尔,黄屋轿复还,黑暗中之色如去时,但去时无乐,回时有鼓吹在后”(3)。嘉庆九年(1805)徐长辅的《蓟山纪程》、道光十年(1830)姜时永的《轩续录》、一直到咸丰元年(1851)权时亨的《石湍燕记》,都细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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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旦清晨,皇帝不接见等候朝拜的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先去干些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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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初行事:堂子祭天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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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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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崛起的清人,因为原来信仰萨满教的原因,一直都有设杆祭天、并且在静室祭祀诸神牌位的传统。在重大日子里,祭祀仪式照例要隆重进行,特别是正月初一。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编《增补满洲写真帖》中有奉天(今沈阳)的堂子庙胡同照片,入关前的祭天堂子就设在大东边门堂子庙路南(4),日本学者村田治郎、中国学者孟森都曾经描述过这种仪式(5)。《太宗实录》(顺治修订本)天聪元年正月初一记载:“黎明,上率诸贝勒群臣谒庙,拜天,行三拜九叩头礼。驾还宫,顷之升殿。”所谓“庙”即“堂子”,显然这是清人入关前就已经有的正月初一祭天仪式(6)。后来,日本学者石桥崇雄氏根据满文档案,仔细叙述过这种大祭祀的情况,其实过程大体上也和汉族皇帝祭祀天地差不多,只是繁文缛节要少一些而已(7)。天聪十年(1636),随着皇太极称帝,国号改为大清国、年号改为崇德元年,清皇室不得不开始面对汉族、蒙古族和满族三种族群,这时,他们一方面要凸显和维护原来满族传统中的文化元素,一方面又要把它转化为天下共遵的仪式,所以,原来满族的堂子祭天,渐渐就变成类似汉族的天坛祭天。也是在这一年,在颁布“官员庶人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世停止”命令的同时,堂子变成了满族皇族的私人特权,并随着清朝的胜利而变得越发隆重。到了顺治元年(1644)九月,满人已经进入北京,这种仪式便随着新的统治者进入汉族中国。九月己亥,就是顺治皇帝入城前五天,他们在东长安左门外的玉河桥东,也就是今天东交民巷内,也修建了堂子。据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五说,堂子“街门北向,内门西向,正中为祭神殿,南向,前为拜天圜殿。殿南正中,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为皇子致祭立杆石座,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以次序列,北向。……凡每岁元旦及月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谐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其仪制,皇上礼服,乘礼舆,卤簿前导,祭时行三跪九拜礼”(8)。而昭梿《啸亭杂录》卷八《堂子》也记载,堂子在长安左门外,正中是祭神殿,南面是拜天圆殿,正中有立杆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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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正朔,皇上率宗室、王、公、满一品文武官诣堂子,行拜天礼。……祭日悬黄幡,系采绳,缀五色缯百缕,楮帛二十有七,备陈香镫。司俎官于大内恭请神位,由坤宁宫以彩亭舁出,行中路至堂子,安奉于祭神殿内,东向,陈糕饵九盘,酒盏三。圆殿陈糕饵三,酒盏一,楮帛如数。司俎官以赞祀致辞行礼。……实国家祈祷之虔,百神之所佑庇,与商、周之制若合符节,所以绵亿万载之基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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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满族人的仪式,可是有意思的是,当满族皇帝需要更全面地作为象征“中国”的皇帝时,却接受了汉族传统祭祀作为正式规则,还要解释说“与商、周之制若合符节”,然后才“绵亿万载之基”。然而,在正月初一,皇帝率王公、满洲一品文武各官去祭祀,汉族人哪怕是位高权重的汉族大臣,却也不能随同前往(10)。此外,坤宁宫立杆祭天、祭马神,也都拒绝了汉族人参与。这一似乎界分满汉的方式,却又把堂子之祭这种原来自己的仪式,转换为满族皇家的私人性活动,把来自萨满教的这些活动隐秘化,因而成为族群的内部认同仪式。所以,一方面看上去似乎是提升堂子祭天的等级,却无意中把汉族传统祭天仪式当成了国家和全民的活动,而另一方面在仿效汉族传统的祭祀时,原本作为象征“国家”典制的仪式,却在这严分满汉的界限中,又退回到满族族群的自我认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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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使者徐文重和闵鼎重看到这一奇特现象的康熙时代,堂子祭祀在正月初一已经成了一种固定节目。据各种文献记载,这一天的萨满祭祀有二:一是在日出前三刻出门的元旦祭,一是在三更举行于坤宁宫的元旦祭。朝鲜使者看到天未明时皇帝匆匆而出的是前者。据日本学者井上以智为的研究,堂子中央正北面南是享殿,享殿正南中央,面北有八角形的亭式殿,与亭式殿相似的,还有尚锡亭。在享殿的北炕上,东有朝神,西有夕神,据说这是从坤宁宫迎请来的。但同时祭祀的还有佛陀(在西)、关帝(在东)和菩萨(在中);至于亭式殿,又叫八角亭、拜天圜殿、圜殿八方亭等等,之所以建成这样形状,似乎与汉族祭天的圜丘之制一样,都是模拟天圆地方的,而在元旦的清晨,皇帝就在这里祭祀天,向苍穹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这个殿内正中北向,又供奉有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两神,据说可能是来自蒙古语系的神灵;除了殿外北向松树神杆前祭天外,据说还要在尚锡神亭内正中,南向祭尚锡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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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也许是朝鲜使者不太清楚,也许是朝鲜使者不愿意清楚。他们一直怀着某种偏见在猜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秘密,又为何匆匆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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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朝鲜人的想象:邓将军或刘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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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鲜使者严(1716—1786)关于这一场景的记载。作为贺岁谢恩副使,他参与了正月初一大清帝国的贺岁仪式,也看到了皇帝匆匆而去的一幕,“皇帝乘黄屋轿,围以黄帐,出午门桥……黄屋轿过灯尽处,只以一双羊角灯挟轿行,黑暗中但闻数十马蹄落砖之声。……俄尔黄屋轿复还,黑暗中之色如去时,但去时无乐,回时有鼓吹在后”。但是,他说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干什么。恰恰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好多朝鲜人都在想象中加上想象,在传闻中相信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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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和传闻,都受到感情和观念的影响,不免有所偏向和偏见,甚至连事后的回忆也像在哈哈镜中取像一样,会发生扭曲变形。由于朝鲜两班士人对于大清帝国的蔑视与歧视,使他们的想象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偏向于丑诋和贬斥,而传闻也总是选择着不利于清朝的话头。在他们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清帝的堂子之祭,是因为害怕和心虚,是暗中祭拜前明王朝的敌人邓将军。严氏记载了这个传闻说:“或传皇帝每于元朝,先拜邓将军庙而归,不知邓将军何人?前此,我使或质于清人,则所答每□□不晓。或云,非邓将军,乃刘提督,万历己未建州之战,刘自缢死,死为厉鬼,清太宗遗戒子孙庙享,必先宗庙……”(12)其实在他之前,康熙九年(1670)的使者闵鼎重就已经听说,清朝皇帝大清早去祭祀的,乃是邓将军,因为邓是与清朝作对的明朝大将,死后成为厉鬼,“遇之者皆毙,胡人大骇惧,立庙祈祷。入燕之后,亦不敢废,设庙尊奉云”(13)。这种说法好像一直在传,而且变本加厉地渲染着。咸丰元年(1851)的权时亨,在正月初一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更在日记里这样想象,说这一天就是清朝皇帝祭拜刘(当)将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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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当即大明末年死节人也。清初显圣于太和殿上,清祖恐之,以弓矢乱射,以枪剑搠之,并不动。清祖大怯,跪乞安妥于太庙。后,每元朝行展拜礼,必先于宗庙。其画像绘以遇害形,颈血淋漓,使人一见不觉惊倒。每皇上展谒,侍臣不得随入,惟皇上独入,焚香而低头,不敢仰视云。是晓皇帝从后门诣刘将军庙行礼,自内还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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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将军也罢,刘提督也罢,刘当也罢,都是大清帝国的前朝敌将,清人怎么可能在正月初一先去悄悄地祭他们?可是朝鲜人相信这个传说。相信这个传说的心情不难理解,因为在这种传说背后,其实颇有一些朝鲜人折损清帝国的意思。朝鲜在清人入关以前,就因为战败而被皇太极羞辱,上层的士大夫一直对清朝怀着不满和敌意,所以,他们才宁愿相信这样的故事。一个叫做徐长辅的朝鲜使者(1767—?),一方面对北京大发感慨,写《望都》诗曰:“……痛哭涒滩岁,北寇侵孔棘。天地尽腥秽,气数方晦塞。玉玺元无主,女真敢为贼。”(15)一方面就在想象中羞辱清帝。当他又一次看到元旦清晨那一幕的时候,就说:“堂子之说也,彼人讳之,盖尝闻之,则邓将军,皇明时为辽将,战没,而康熙年间最显灵。或言皇明刘战殁,每见于今,于崇德帝以兵器迎之,故许以建庙,每岁正朔必先幸此庙,庙在玉河桥之东长安街之南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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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道光年间,尽管堂子祭天的来龙去脉,早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这种掺杂了偏见的想象,却还在朝鲜人那里弥漫。道光九年(1829)出使中国的姜时永(1788—?)还是记载说:“(关于正月初一到堂子祭天)盖闻皇明时,有邓某为辽将,战没,康熙时显灵。或言刘战殁后,每见梦于崇德帝,以兵器迫之,故许以建庙。每正朝必先礼此。或云:堂子所以祈天之所,自建州已有此俗,故入燕后亦然云。以余所闻见,上二说皆吊诡不经,下一说为信。按:堂子在长安左门外,中有祭神殿及拜天圜殿,每元朝及月朔,国有大事则祈为报,大出入亦必告……”(17)当然,这还是两说兼采,有些疑疑惑惑。而另一个叫做朴来谦(1780—?)的使节却坚信不疑,在说到有邓大人祭祀处时,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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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极秘,无人知者云尔。或曰:邓大人即大明名将,而战亡后灵应甚著,故塑像而祀之,皇驾亦必躬临云。或云邓大人即明将刘綎云。或云塑像无须,而祭时不用灯烛,深夜行事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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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时候的汉文文献中,已经很清楚地记载了“堂子”的事情,可邓将军的故事在朝鲜士人那里还是越传越广,不由得你不分说。也许,这已经传到了满族人自己的耳朵里,所以,像震钧《天咫偶闻》卷二就只好解释说:“堂子,在东长安门外,翰林院之东,即古之国社也,所以祀土谷而诸神祔焉。中植神杆以为社主,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即‘大社惟松、东社惟柏’之制。满洲地近朝鲜,此实三代之遗礼,箕子之所传也。俗人不知,辄谓祀明邓子龙。不知子龙盖于太祖有旧,相传开国初太祖常微服至辽东,以觇其形势,为逻者所疑,子龙知非常人,阴送出境。太祖笃于旧谊,陪祀于社,亦崇德报功之令典,非专为祀邓而设也。”(19)可是,尽管他反复强调这是神圣的“三代之遗礼”,甚至也拉了朝鲜人尊崇的“箕子”作依仗,还对疑惑不已的邓将军作了解释,无奈朝鲜人还是不信,在固执中还夹带了偏执,总是朝另一方面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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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个传闻最晚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就传到了日本,那一年,在一个叫做张斐的明遗民与日本人大串元善的对话中,张斐就说“鞑子所最怕者为邓将军”,并有鼻子有眼地说,邓将军为邓翊,“江西人,亦为虏所杀,头既去而不坠马,马更驰突虏营,鞑子为马蹂躏而死者,不计其数。其未死者,皆头大如斗,因知为邓将军显威。群祈祷之,不愈,又祈祷之,愿世世奉之如祖宗,然后头痛稍愈,故至今懔不敢犯”,所以他最后说:“堂子是虏酋供邓将军殿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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