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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时候的汉文文献中,已经很清楚地记载了“堂子”的事情,可邓将军的故事在朝鲜士人那里还是越传越广,不由得你不分说。也许,这已经传到了满族人自己的耳朵里,所以,像震钧《天咫偶闻》卷二就只好解释说:“堂子,在东长安门外,翰林院之东,即古之国社也,所以祀土谷而诸神祔焉。中植神杆以为社主,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即‘大社惟松、东社惟柏’之制。满洲地近朝鲜,此实三代之遗礼,箕子之所传也。俗人不知,辄谓祀明邓子龙。不知子龙盖于太祖有旧,相传开国初太祖常微服至辽东,以觇其形势,为逻者所疑,子龙知非常人,阴送出境。太祖笃于旧谊,陪祀于社,亦崇德报功之令典,非专为祀邓而设也。”(19)可是,尽管他反复强调这是神圣的“三代之遗礼”,甚至也拉了朝鲜人尊崇的“箕子”作依仗,还对疑惑不已的邓将军作了解释,无奈朝鲜人还是不信,在固执中还夹带了偏执,总是朝另一方面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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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个传闻最晚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就传到了日本,那一年,在一个叫做张斐的明遗民与日本人大串元善的对话中,张斐就说“鞑子所最怕者为邓将军”,并有鼻子有眼地说,邓将军为邓翊,“江西人,亦为虏所杀,头既去而不坠马,马更驰突虏营,鞑子为马蹂躏而死者,不计其数。其未死者,皆头大如斗,因知为邓将军显威。群祈祷之,不愈,又祈祷之,愿世世奉之如祖宗,然后头痛稍愈,故至今懔不敢犯”,所以他最后说:“堂子是虏酋供邓将军殿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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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历史成为记忆,当记忆成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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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子的传说远不止朝鲜使者听说的邓将军那些故事,大凡越神秘,猜测就越多,后来的版本中,连喇嘛都扯了进去。本来,堂子之祭来自萨满,喇嘛只是常常被请去持铙击鼓,入关后的宫中大祭,甚至会动用喇嘛数百人。可是传说早先有一个喇嘛,满人凡出师,必然要请他率诸喇嘛奏乐缭绕,被太宗尊为“护法大照高明国师”。在关键的萨尔浒一战前,清太宗曾经担心,明朝军队人数众多,而且得到朝鲜军队支持,两面夹攻,而自己兵力单弱,所以颇有恐惧之意。可是在祭堂子的时候,这个国师却对太宗说:“此行必获全胜,覆朱明之宗社,肇长白之宏基,即其滥觞也。”太宗问:“何以知之?”国师便指木桩上的纹路,说:“此纹全直,且作南向之势,故知破竹迎刃,所向无前。又其下有一纹,颠倒错乱,即敌人之象,故知明师当一败涂地也。”果然清军大胜,因此后来的堂子祭礼便愈发隆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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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堂子里的木杆,并不是殷商时代的龟甲,通常并不用木杆的裂纹来占吉凶,这个故事大概只是后人的想象。这不奇怪,历史只要一翻过当下这一页,后人的解释就从时间的后门溜进来,把历史变成记忆,再把记忆变成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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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引用震钧《天咫偶闻》的话说,堂子里面立神杆,是三代的遗礼,还引用了出自《尚书·无逸》中的古话“大社唯松,东社唯柏”来证明,甚至还承认这与朝鲜有旧渊源。可是,这多少有些欲盖弥彰,也多少有些攀龙附凤。本来满族皇帝承袭自己的古礼,不必比附汉族祖先的旧传统。可是,在中国这个汉族文化传统笼罩一切的国度里面,当了管汉族人的皇帝,尽管出自满族,却也得比附汉传统,虽然来自近世女真风俗,却也要强说于史有据。用现在的话讲叫做“寻求正当性”(Search Legitimacy)。可是,到了可以公开自己的反满立场的晚清,有人就不干了,他们坚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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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康)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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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朝鲜人渐渐接受有关“堂子”的历史事实的时候,汉族人却渐渐回到有关“堂子”的历史想象,激烈的民族情绪,使得汉族人和朝鲜人好像“交换场地”似的,这边厢就有人又捡起“堂子祭祀邓将军”的旧说,来嘲讽清朝皇帝,说他们是“借堂子之俗祭,偿大明之旧将,以阴间之赎罪,祈清帝之平安”,倒把原来似乎已经渐渐清楚的事情置之一旁,对于历史和想象之间这种吊诡现象,不知道究竟应当如何分说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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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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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文重(1634—1709)《燕行日录》,《燕行录选集》下册,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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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1716—1786)《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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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藤湖南《增补满洲写真帖》(小林写真制版印刷所,1935),51—56帖。这是明治四十一年《满洲写真帖》的增补本,参看今西春秋《增补满洲写真帖》的介绍,载《东洋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35年10月)第一卷第一号,47—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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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村田治郎《堂子》,连载于《满蒙》(东京)1935年1—3月号;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认为,堂子确实是祭祀邓将军的,只是这个邓将军是明代定辽前卫指挥使邓佐,因为成化三年与建州女真交战中战死,被清代祖先奉为神,“当(邓)佐死战时,神话相传。中国人久而忘之,清先世乃历代崇奉不替,后乃托之于拜天”。载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本,2006)上册,381—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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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今西春秋《增补满洲写真帖》的介绍,载《东洋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第一卷第一号,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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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桥崇雄《清初祭天仪礼考》指出: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以皇太极登皇帝位为契机,作为清朝官方“公”的祭天典礼场合,从萨满教的堂子移向传统中国的天坛,必然地,满族原来的信仰萨满教堂子祭祀,也从国家性祭祀,更换为旗人各家的“私”的祭祀,而其中包括原来女真祭天时所进行的“射柳”的射礼,也便和中国典礼一道并存。他又根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丙子年四月〈秘录〉登汗大位档》,对入关前的满族祭天仪式进行了复原,大体上是在夜中率群臣,出德胜门,至天坛,向天帝神位焚香三度,由捧帛人、读祝官、进酒人高捧供品,跪向天帝神位焚帛祝文,在坛前贯注黄酒,献所祭之血食,宣扬神名号等等。祭毕,大汗即皇帝位。但他又指出,从这份文件来看,崇德元年即天聪十年,随着皇太极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国,年号为崇德元年,祭祀天地,清人开始面对汉族、蒙古族和满族三种族群,因此,堂子祭天之定例,与天坛祭天,虽然成为并立的仪式,但是,也应当看到,正是在这一契机中,它从国家祭祀开始转向旗人各家的私人性祭祀。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の诸问题》(东京:山川出版社,1995),5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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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宸垣识略》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0册,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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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八,23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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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彝尊、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九“堂子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每年元旦亲祭。凡国家有征讨大事,必亲祭告。”(《大清一统志》)。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二更明确规定,“嗣后祭堂(子),汉官不随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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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井上以智为《清朝宫廷萨满教祠殿につぃて》,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大学,1950),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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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严《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20—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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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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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权时亨《石湍燕记》地卷(卷二),《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一卷,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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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徐长辅《蓟山纪程》,《燕行录选集》上册,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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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燕行录选集》上册,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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