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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子的传说远不止朝鲜使者听说的邓将军那些故事，大凡越神秘，猜测就越多，后来的版本中，连喇嘛都扯了进去。本来，堂子之祭来自萨满，喇嘛只是常常被请去持铙击鼓，入关后的宫中大祭，甚至会动用喇嘛数百人。可是传说早先有一个喇嘛，满人凡出师，必然要请他率诸喇嘛奏乐缭绕，被太宗尊为“护法大照高明国师”。在关键的萨尔浒一战前，清太宗曾经担心，明朝军队人数众多，而且得到朝鲜军队支持，两面夹攻，而自己兵力单弱，所以颇有恐惧之意。可是在祭堂子的时候，这个国师却对太宗说：“此行必获全胜，覆朱明之宗社，肇长白之宏基，即其滥觞也。”太宗问：“何以知之？”国师便指木桩上的纹路，说：“此纹全直，且作南向之势，故知破竹迎刃，所向无前。又其下有一纹，颠倒错乱，即敌人之象，故知明师当一败涂地也。”果然清军大胜，因此后来的堂子祭礼便愈发隆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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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堂子里的木杆，并不是殷商时代的龟甲，通常并不用木杆的裂纹来占吉凶，这个故事大概只是后人的想象。这不奇怪，历史只要一翻过当下这一页，后人的解释就从时间的后门溜进来，把历史变成记忆，再把记忆变成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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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引用震钧《天咫偶闻》的话说，堂子里面立神杆，是三代的遗礼，还引用了出自《尚书·无逸》中的古话“大社唯松，东社唯柏”来证明，甚至还承认这与朝鲜有旧渊源。可是，这多少有些欲盖弥彰，也多少有些攀龙附凤。本来满族皇帝承袭自己的古礼，不必比附汉族祖先的旧传统。可是，在中国这个汉族文化传统笼罩一切的国度里面，当了管汉族人的皇帝，尽管出自满族，却也得比附汉传统，虽然来自近世女真风俗，却也要强说于史有据。用现在的话讲叫做“寻求正当性”（Search Legitimacy）。可是，到了可以公开自己的反满立场的晚清，有人就不干了，他们坚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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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康）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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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朝鲜人渐渐接受有关“堂子”的历史事实的时候，汉族人却渐渐回到有关“堂子”的历史想象，激烈的民族情绪，使得汉族人和朝鲜人好像“交换场地”似的，这边厢就有人又捡起“堂子祭祀邓将军”的旧说，来嘲讽清朝皇帝，说他们是“借堂子之俗祭，偿大明之旧将，以阴间之赎罪，祈清帝之平安”，倒把原来似乎已经渐渐清楚的事情置之一旁，对于历史和想象之间这种吊诡现象，不知道究竟应当如何分说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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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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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文重（1634—1709）《燕行日录》，《燕行录选集》下册，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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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1716—1786）《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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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藤湖南《增补满洲写真帖》（小林写真制版印刷所，1935），51—56帖。这是明治四十一年《满洲写真帖》的增补本，参看今西春秋《增补满洲写真帖》的介绍，载《东洋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35年10月）第一卷第一号，47—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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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村田治郎《堂子》，连载于《满蒙》（东京）1935年1—3月号；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认为，堂子确实是祭祀邓将军的，只是这个邓将军是明代定辽前卫指挥使邓佐，因为成化三年与建州女真交战中战死，被清代祖先奉为神，“当（邓）佐死战时，神话相传。中国人久而忘之，清先世乃历代崇奉不替，后乃托之于拜天”。载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本，2006）上册，381—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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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今西春秋《增补满洲写真帖》的介绍，载《东洋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第一卷第一号，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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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桥崇雄《清初祭天仪礼考》指出：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以皇太极登皇帝位为契机，作为清朝官方“公”的祭天典礼场合，从萨满教的堂子移向传统中国的天坛，必然地，满族原来的信仰萨满教堂子祭祀，也从国家性祭祀，更换为旗人各家的“私”的祭祀，而其中包括原来女真祭天时所进行的“射柳”的射礼，也便和中国典礼一道并存。他又根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丙子年四月〈秘录〉登汗大位档》，对入关前的满族祭天仪式进行了复原，大体上是在夜中率群臣，出德胜门，至天坛，向天帝神位焚香三度，由捧帛人、读祝官、进酒人高捧供品，跪向天帝神位焚帛祝文，在坛前贯注黄酒，献所祭之血食，宣扬神名号等等。祭毕，大汗即皇帝位。但他又指出，从这份文件来看，崇德元年即天聪十年，随着皇太极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国，年号为崇德元年，祭祀天地，清人开始面对汉族、蒙古族和满族三种族群，因此，堂子祭天之定例，与天坛祭天，虽然成为并立的仪式，但是，也应当看到，正是在这一契机中，它从国家祭祀开始转向旗人各家的私人性祭祀。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の诸问题》（东京：山川出版社，1995），5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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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宸垣识略》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0册，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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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八，23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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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彝尊、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九“堂子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每年元旦亲祭。凡国家有征讨大事，必亲祭告。”（《大清一统志》）。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二更明确规定，“嗣后祭堂（子），汉官不随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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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井上以智为《清朝宫廷萨满教祠殿につぃて》，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大学，1950），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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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严《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20—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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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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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权时亨《石湍燕记》地卷（卷二），《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一卷，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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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徐长辅《蓟山纪程》，《燕行录选集》上册，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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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燕行录选集》上册，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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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姜时永《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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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朴来谦《沈槎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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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卷二，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