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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村田治郎《堂子》，连载于《满蒙》（东京）1935年1—3月号；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认为，堂子确实是祭祀邓将军的，只是这个邓将军是明代定辽前卫指挥使邓佐，因为成化三年与建州女真交战中战死，被清代祖先奉为神，“当（邓）佐死战时，神话相传。中国人久而忘之，清先世乃历代崇奉不替，后乃托之于拜天”。载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本，2006）上册，381—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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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今西春秋《增补满洲写真帖》的介绍，载《东洋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第一卷第一号，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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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桥崇雄《清初祭天仪礼考》指出：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以皇太极登皇帝位为契机，作为清朝官方“公”的祭天典礼场合，从萨满教的堂子移向传统中国的天坛，必然地，满族原来的信仰萨满教堂子祭祀，也从国家性祭祀，更换为旗人各家的“私”的祭祀，而其中包括原来女真祭天时所进行的“射柳”的射礼，也便和中国典礼一道并存。他又根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丙子年四月〈秘录〉登汗大位档》，对入关前的满族祭天仪式进行了复原，大体上是在夜中率群臣，出德胜门，至天坛，向天帝神位焚香三度，由捧帛人、读祝官、进酒人高捧供品，跪向天帝神位焚帛祝文，在坛前贯注黄酒，献所祭之血食，宣扬神名号等等。祭毕，大汗即皇帝位。但他又指出，从这份文件来看，崇德元年即天聪十年，随着皇太极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国，年号为崇德元年，祭祀天地，清人开始面对汉族、蒙古族和满族三种族群，因此，堂子祭天之定例，与天坛祭天，虽然成为并立的仪式，但是，也应当看到，正是在这一契机中，它从国家祭祀开始转向旗人各家的私人性祭祀。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の诸问题》（东京：山川出版社，1995），5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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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宸垣识略》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0册，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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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八，23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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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彝尊、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九“堂子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每年元旦亲祭。凡国家有征讨大事，必亲祭告。”（《大清一统志》）。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二更明确规定，“嗣后祭堂（子），汉官不随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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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井上以智为《清朝宫廷萨满教祠殿につぃて》，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大学，1950），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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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严《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20—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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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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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权时亨《石湍燕记》地卷（卷二），《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一卷，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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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徐长辅《蓟山纪程》，《燕行录选集》上册，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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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燕行录选集》上册，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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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姜时永《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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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朴来谦《沈槎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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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卷二，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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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刘玉才等整理《莽苍园稿·张斐笔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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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许指严《十叶野闻》（北京：中华书局，200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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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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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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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九章 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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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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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清代中叶北京城里的戏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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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前半，时值嘉庆、道光之际，尽管强悍的西洋坚船利炮即将兵临城下，但大清国的京城还是一派繁华气象，延绵近两百年的和平，使战争记忆越来越遥远，久已习惯了满汉共处，好像汉族士人也把改朝换代的痛苦渐渐淡忘，思想和立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而考证功夫和渊博学识却成了赢得声誉的标志，经书的微言大义蜕变得只剩下专供背诵的教条。盛世通常会带来慵懒和平庸，伴随而来的浮华作风，被繁荣假象包装成为幸福，层层遮蔽着心底下的波澜。特别是对于远道而来、不明就里的外国使节来说，看到的尽是“都市繁华”，仿佛燕京真是一派太平气象，由礼部分配给外国使团的丰盛食单，正阳门外琉璃厂琳琅满目的书肆，加上皇城内外沿街演出的“幻戏”和“杂耍”，隆福寺商铺的吆喝和喧闹，既让他们感到迷惑，又让他们觉得兴奋，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使节来说，京城里的一切都很新鲜。（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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