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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村田治郎《堂子》,连载于《满蒙》(东京)1935年1—3月号;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认为,堂子确实是祭祀邓将军的,只是这个邓将军是明代定辽前卫指挥使邓佐,因为成化三年与建州女真交战中战死,被清代祖先奉为神,“当(邓)佐死战时,神话相传。中国人久而忘之,清先世乃历代崇奉不替,后乃托之于拜天”。载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本,2006)上册,381—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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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今西春秋《增补满洲写真帖》的介绍,载《东洋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第一卷第一号,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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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桥崇雄《清初祭天仪礼考》指出: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以皇太极登皇帝位为契机,作为清朝官方“公”的祭天典礼场合,从萨满教的堂子移向传统中国的天坛,必然地,满族原来的信仰萨满教堂子祭祀,也从国家性祭祀,更换为旗人各家的“私”的祭祀,而其中包括原来女真祭天时所进行的“射柳”的射礼,也便和中国典礼一道并存。他又根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丙子年四月〈秘录〉登汗大位档》,对入关前的满族祭天仪式进行了复原,大体上是在夜中率群臣,出德胜门,至天坛,向天帝神位焚香三度,由捧帛人、读祝官、进酒人高捧供品,跪向天帝神位焚帛祝文,在坛前贯注黄酒,献所祭之血食,宣扬神名号等等。祭毕,大汗即皇帝位。但他又指出,从这份文件来看,崇德元年即天聪十年,随着皇太极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国,年号为崇德元年,祭祀天地,清人开始面对汉族、蒙古族和满族三种族群,因此,堂子祭天之定例,与天坛祭天,虽然成为并立的仪式,但是,也应当看到,正是在这一契机中,它从国家祭祀开始转向旗人各家的私人性祭祀。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の诸问题》(东京:山川出版社,1995),5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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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宸垣识略》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0册,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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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八,23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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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彝尊、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九“堂子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每年元旦亲祭。凡国家有征讨大事,必亲祭告。”(《大清一统志》)。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二更明确规定,“嗣后祭堂(子),汉官不随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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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井上以智为《清朝宫廷萨满教祠殿につぃて》,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大学,1950),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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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严《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20—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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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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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权时亨《石湍燕记》地卷(卷二),《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一卷,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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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徐长辅《蓟山纪程》,《燕行录选集》上册,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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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燕行录选集》上册,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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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姜时永《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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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朴来谦《沈槎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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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卷二,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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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刘玉才等整理《莽苍园稿·张斐笔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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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许指严《十叶野闻》(北京:中华书局,200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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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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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九章 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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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清代中叶北京城里的戏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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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前半,时值嘉庆、道光之际,尽管强悍的西洋坚船利炮即将兵临城下,但大清国的京城还是一派繁华气象,延绵近两百年的和平,使战争记忆越来越遥远,久已习惯了满汉共处,好像汉族士人也把改朝换代的痛苦渐渐淡忘,思想和立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而考证功夫和渊博学识却成了赢得声誉的标志,经书的微言大义蜕变得只剩下专供背诵的教条。盛世通常会带来慵懒和平庸,伴随而来的浮华作风,被繁荣假象包装成为幸福,层层遮蔽着心底下的波澜。特别是对于远道而来、不明就里的外国使节来说,看到的尽是“都市繁华”,仿佛燕京真是一派太平气象,由礼部分配给外国使团的丰盛食单,正阳门外琉璃厂琳琅满目的书肆,加上皇城内外沿街演出的“幻戏”和“杂耍”,隆福寺商铺的吆喝和喧闹,既让他们感到迷惑,又让他们觉得兴奋,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使节来说,京城里的一切都很新鲜。(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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