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898579e+09
1706898579
1706898580 本来,朝鲜人虽然对自己穿大明衣冠很自豪,但对大清帝国戏台上出现汉官仪也有愤懑,常常觉得,这简直是对庄严的亵渎和对历史的戏弄。乾隆四十二年(1777)访问中国的李曾经说,清代把“明时团领及华冠等物,皆归于戏子堂,殆无旧制。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49)。这种怨怼之辞在朝鲜使者的燕行日记中常常可以看到,例如“往观戏子戏,其所着纱帽冠带,全似我国,曾闻此戏尤明朝冠带而如优人之戏云,果然矣”(50),“街小儿见我国衣冠,莫不绝倒,帽带者谓之场戏,戎服者谓之高丽,……盖街上设戏子游者,必着我国帽带”(51),“其俗目阔袖加帽而戏者曰高丽舞,彼欲以倡优戏我耶?东国自有衣冠可法,而竟为倡市戏具,岂不可骇也耶?”(52)
1706898581
1706898582 不过,更多朝鲜使者却更愿意同情地相信,戏台上的衣冠是汉族人保存族群记忆的迂曲方式。说来很有趣,由于在大清帝国无法公然缝制汉族传统衣冠,朝鲜使团的服饰衣冠就总是为戏班所看重,早在乾隆年间的洪大容在从朝鲜赴北京的途中,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八渡河店里看见拿着诸般乐器的戏班子十几个人,“愿买网巾于我人,戏场装前朝衣冠,少此不得”。所以,他们不顾清朝禁令进行收藏,如果不能收购,就干脆从朝鲜使团偷衣冠(53)。除了前引嘉庆年间的徐长辅外,道光年间关于这类现象的记载更多。尽管他们也意识到,这种随戏扮装可能只是梨园规矩,“演汉时事,则用汉衣冠,周秦唐宋之事,又各用其衣冠”,但他们还是希望,这是汉族对历史的记忆。道光九年(1829)正月,朴思浩在北京随贺冬至使一道看戏后,便说道:“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叹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54)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在看了戏后也说:“其淫靡杂剧,王政之所当禁,而汉官威仪,历代章服,遗民所耸瞻,后世所取法者在于此,则非细故也。”(55)而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李遇骏,更在戏后感慨说:“中华衣冠,前代风俗,于此乎亦有可征者矣。”(56)
1706898583
1706898584 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们在中国方面有关清代戏剧演出的记载中,却总是看不到这样的记载呢?
1706898585
1706898586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58]
1706898587 尾声:曲终人不散
1706898588
1706898589 根据零星的记载,似乎北京茶园戏楼确实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有人注意到,这些戏班不仅没有满人只有汉人,而且大多来自南方。乾隆末年充当谢恩副使的李在学就提到:“自江南作俑转入京中,究其本,则似出于劝善惩恶之意,而状多骇异。至于永历事亦为戏具云,尤令人不可正视矣。”(57)所谓“永历事”,就是敷演与大清对抗的南明朝廷故事,这当然在清代中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近来也有人看到,在清代中叶,即便是在宫廷演戏中,也开始有很多站在汉族中国立场,似乎华夷即满汉意识渐淡化,比如杨家将故事之戏。据《清升平署志略》记载,《昭代箫韶》中敷演杨家将故事,需要连演一年的成套戏目在清宫中也很受欢迎,道光年间居然两次越年连演(58),而当时花部乱弹戏目中更有《雁门关》、《洪羊洞》、《金沙滩》、《破洪州》、《两狼山》等等,道、咸间老生余三胜(1802—1866)即特别擅长《探母》和《碰碑》(59)。
1706898590
1706898591 翻看朝鲜使者的记载,我们不禁会追问,朝鲜使者的这些观察和想象是否有道理?其中有些涉及历史的重大问题,在朝鲜使者的燕行日记刺激下,又成为新的问题,也许这里可以进一步讨论—
1706898592
1706898593 第一,通常,历史学家都认为清廷在族群问题上相当敏感,文字狱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族群问题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对戏台上的“汉威仪”如此轻忽,对呈现“胡汉冲突”的各种戏剧如此热衷?又应当如何重新估价清帝国的文化政策?
1706898594
1706898595 第二,在清帝国首都北京城里,“近代性”的商业演出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如果看朝鲜人对北京的官员从商、男女混杂、信仰多元、市场繁荣等现象的记载,如:“车声马迹厂西东,金宝珠玑四海通。百队旗亭谁是主,王公多是数缗翁。”(原注:王公卿相多设厂资利。)(60)似乎在北京早已充满了“近代性”或“市场化”的因素。那么,如何评价清王朝在中国走向近代历史中的意义?
1706898596
1706898597 第三,茶园等聚集了知识人的空间,不仅上演着很多包含了各种异端思想的剧目,传播了很多越出主流的文化,似乎有些类似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讨论过的欧洲近代的咖啡馆、沙龙、剧场(61),在清代中叶的北京,除了像本文说到的正阳门外广德楼、广盛楼等茶园剧场之外,还有如过去讨论不够的陶然亭、万柳堂,以及各省的会馆,常常是市民、知识人、官员聚会与交往的场所,那么,它与欧洲近代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不同?
1706898598
1706898599 (1) 如徐珂编《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十一册中所记载的,乾隆年间,有淮商夏某家演《桃花扇》之盛况,说:“淮商家豢名流,专门制曲,如蒋苕生辈,均尝涉足于此,故其时为昆曲最盛时代。”而嘉庆、道光年间,则是“海内宴安,士绅宴会,非音不得,而郡邑城乡,岁时祭赛,亦无不有剧”,5013—5014页;又,参看赵山林《两种特殊观众—商人与军士》,为其所著《中国戏曲观众学》第二章(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1706898600
1706898601 (2)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五编第22册影印1937年商务印书馆本)“宴集”引,320页。
1706898602
1706898603 (3) 参看陈芳《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绪论”,9—11页。
1706898604
1706898605 (4) 参看本书第二章《时代背景》。
1706898606
1706898607 (5)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四《留馆录》,《燕行录选集》上册,1062页。
1706898608
1706898609 (6) 徐浩修《燕行纪》,《燕行录选集》上册,489页,495页。据王芷章编《清升平署志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59册影印1937年国立北平史学研究会本)第四章记载,各时节均有规定戏目,如七夕演《七夕佳辰》、《双渡银河》,冬至演《瀛洲佳话》、《玉女献盆》、《太仆陈仪》等,70—77页。
1706898610
1706898611 (7) 朴齐仁《燕槎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六册,191—192页。按,原书编者将朴氏出使时间定在嘉庆四年(1799),误,应为咸丰十年(1860)。
1706898612
1706898613 (8) 据陈芳《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引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大戏节戏”条说,“乾隆时期清宫演戏是有计划有程序有意为之的”,一是节令戏,二是庆典戏。102页。
1706898614
1706898615 (9) 早在康熙末年,朝鲜使者金昌业就注意到,“戏子皆从南方来,无远不到,凡州府村镇,市坊繁盛处,皆有戏屋,而其无屋处,皆临时作箪屋设戏,多至十余日而罢,又转而之他,所至男女奔波,或自数十里外来观,观者皆施钱,财费亦不赀”。《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二册,166页。
1706898616
1706898617 (10) 朴齐仁《燕槎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六册,289—290页。
1706898618
1706898619 (11) 朴齐仁《燕槎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六册,289—290页。
1706898620
1706898621 (12) 李遇骏《梦游燕行录》下,记道光二十九年事,《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七册,18页。又,道光八年(1828)佚名《往还日记》记载:“盖以芦箪结构为高楼作浮阶,隔以帷幔,金鼓在里,外设月琴、弦子、嵇琴、筚篥、笛箫等乐具。戏子辈入幄内易服,画面而出,每奏一回,其状百端,另着异样衣冠,或作丈夫,或作妇女,君王则具龙袍玉带,将军则金铠银甲,凡他服色,皆锦绣绫缎,极具鲜好,杂用器具,皆完新浩烦。凡倡戏云者,皆有事实依样。假如鸿门宴,则有刘、项焉,有庄、增焉,哙、良等诸从者,军卫剑戟者,每回如是。我国则倡优以一人而兼作诸般态戏,而彼倡戏者各设所掌,不知几数十人。”《燕行录选集》下册,864页。
1706898622
1706898623
1706898624 (13) 姜时永《轩三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册,384—385页。
1706898625
1706898626 (14) 成祐曾(1783—1864)《茗山燕诗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九册,230—231页。
1706898627
1706898628 (15) 李在学(1745—1806)《燕行日记》下,原载《芝圃遗稿》卷十一至十三,此据《燕行录全集》第五十八册,129—130页。
[ 上一页 ]  [ :1.7068985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