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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青庄馆全书》卷六十六《入燕记》上,《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2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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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徐有闻《戊午燕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册,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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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燕行录选集》下册,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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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洪昌汉《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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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卢以渐《随槎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一卷,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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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佚名《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卷,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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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洪大容《湛轩燕记》二《沿途记略》,《燕行录选集》上册,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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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心田稿·燕行杂著》一《演戏记》,《燕行录选集》上册,9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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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燕辕直指》卷四《留馆录》,《燕行录选集》上册,1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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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李遇骏《梦游燕行录》上,《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七卷,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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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李在学《燕行日记》上,《芝圃遗稿》卷十一,《燕行录全集》第五十八卷,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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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第四章,82页。第一次在道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到次年九月初一,第二次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五到次年九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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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故宫所藏升平署剧本目录》,见《故宫周刊》279—305期,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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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姜浚钦《轩录》,即《三溟诗集》三编,《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七卷,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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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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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十章 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的朝鲜面对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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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嘉庆六年的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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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六年的岁末,在西历算来,已经是1802年的年初了。依照旧例,朝鲜要向大清帝国派出贺岁使,赶在正月初一以前到达北京。这一年的贺岁使又兼陈奏使,正使叫曹允大,副使徐浩修,书状李基宪。除了一年一度例行礼物和贺信之外,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份朝鲜新国王给大清皇帝的报告。这份报告题为《讨邪逆奏文》,抄录在李晚秀(1752—1820)《车集》里(1)。里面说到,这几十年来,突然出现一些“凶丑匪类,倡为西洋之学”,从京城到全罗道,他们聚集了很多信徒,“或曰神父,或称教友,变换姓名,各立标号”,让人想起了古代中国的黄巾军、白莲教。这一年(1801)的三月份,由于汉城府截获这些人的来往书札和传播天主教的邪书,于是开始大规模地搜捕。其中,邪书是丁若锺所撰,而参与其事的上层士人,有李檗、李承熏、丁若镛、丁若铨等人。为了说明事情的严重性,这份报告里面还说到一个中国人,他是江南省苏州府的周文谟,“所谓周文谟者,约会边境,扮作驿夫,昼伏夜行,混入国都,多年匿置,为伊等之渠帅”。据说他怂恿朝鲜人勾结洋人,要颠覆朝鲜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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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李氏王朝对西洋人和本国人加上清国人的内外勾结相当震惊,他们觉得必须让清朝政府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可是,让朝鲜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份报告上呈清廷没几天,正使还没有参加元日贺岁,清朝内阁就满不在乎地把报告打发回来,还训斥了朝鲜使者一番。对于他们通报朝鲜叛党和在北京的西洋人勾结的说法,他们居高临下地批驳,大大咧咧地说:“京师向设有西洋人住居之所,只因洋人素通算学,令其推测廛度,在钦天监供职,从不准与外人交接。而该洋人航海来京,咸知奉公守法,百余年来,从无私行传教之事,亦无被诱习教之人。该国王所称,邪党金有山等来京传教一节,其为妄供无疑。自系该国匪徒潜向他处,得受邪书,辗转流播,及事发之后,坚不吐实,因而捏为此言,殊不可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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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好不容易刚刚把和珅之案、川楚之乱、洪亮吉案大体摆平的嘉庆皇帝,或许是不愿意节外生枝,或许是对应付西洋还有自信,所以他并不觉得,或者不愿意觉得京城里西洋传教士的存在,会有什么大问题。尽管从康熙年间起,清帝国对于西洋传教士在华的宗教活动日益限制,但是,从康熙、雍正、乾隆一直到嘉庆,既没有像日本严禁天主教那样,为捍卫文化纯洁性而大动干戈,也没有像内乱纷争的朝鲜王朝那样,为宗教叛乱引起的政权危机而惊慌失措,倒是很宽容地让他们住在北京的四堂,也放任他们四处访客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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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恰恰就是通过朝贡、贺岁使臣们,在北京逐渐认识西洋天主教的。按照一种说法,西洋事情和西洋宗教传入朝鲜,这些“访京使”是最重要的途径(3)。我们看各种《燕行录》里,从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末,一百多年间,确实有很多朝鲜人在北京和西洋传教士往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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