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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青庄馆全书》卷六十六《入燕记》上，《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2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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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徐有闻《戊午燕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册，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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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燕行录选集》下册，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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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洪昌汉《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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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卢以渐《随槎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一卷，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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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佚名《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卷，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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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洪大容《湛轩燕记》二《沿途记略》，《燕行录选集》上册，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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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心田稿·燕行杂著》一《演戏记》，《燕行录选集》上册，9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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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燕辕直指》卷四《留馆录》，《燕行录选集》上册，1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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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李遇骏《梦游燕行录》上，《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七卷，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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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李在学《燕行日记》上，《芝圃遗稿》卷十一，《燕行录全集》第五十八卷，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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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第四章，82页。第一次在道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到次年九月初一，第二次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五到次年九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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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故宫所藏升平署剧本目录》，见《故宫周刊》279—305期，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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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姜浚钦《轩录》，即《三溟诗集》三编，《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七卷，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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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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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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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十章 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的朝鲜面对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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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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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嘉庆六年的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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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六年的岁末，在西历算来，已经是1802年的年初了。依照旧例，朝鲜要向大清帝国派出贺岁使，赶在正月初一以前到达北京。这一年的贺岁使又兼陈奏使，正使叫曹允大，副使徐浩修，书状李基宪。除了一年一度例行礼物和贺信之外，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份朝鲜新国王给大清皇帝的报告。这份报告题为《讨邪逆奏文》，抄录在李晚秀（1752—1820）《车集》里(1)。里面说到，这几十年来，突然出现一些“凶丑匪类，倡为西洋之学”，从京城到全罗道，他们聚集了很多信徒，“或曰神父，或称教友，变换姓名，各立标号”，让人想起了古代中国的黄巾军、白莲教。这一年（1801）的三月份，由于汉城府截获这些人的来往书札和传播天主教的邪书，于是开始大规模地搜捕。其中，邪书是丁若锺所撰，而参与其事的上层士人，有李檗、李承熏、丁若镛、丁若铨等人。为了说明事情的严重性，这份报告里面还说到一个中国人，他是江南省苏州府的周文谟，“所谓周文谟者，约会边境，扮作驿夫，昼伏夜行，混入国都，多年匿置，为伊等之渠帅”。据说他怂恿朝鲜人勾结洋人，要颠覆朝鲜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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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李氏王朝对西洋人和本国人加上清国人的内外勾结相当震惊，他们觉得必须让清朝政府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可是，让朝鲜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份报告上呈清廷没几天，正使还没有参加元日贺岁，清朝内阁就满不在乎地把报告打发回来，还训斥了朝鲜使者一番。对于他们通报朝鲜叛党和在北京的西洋人勾结的说法，他们居高临下地批驳，大大咧咧地说：“京师向设有西洋人住居之所，只因洋人素通算学，令其推测廛度，在钦天监供职，从不准与外人交接。而该洋人航海来京，咸知奉公守法，百余年来，从无私行传教之事，亦无被诱习教之人。该国王所称，邪党金有山等来京传教一节，其为妄供无疑。自系该国匪徒潜向他处，得受邪书，辗转流播，及事发之后，坚不吐实，因而捏为此言，殊不可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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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好不容易刚刚把和珅之案、川楚之乱、洪亮吉案大体摆平的嘉庆皇帝，或许是不愿意节外生枝，或许是对应付西洋还有自信，所以他并不觉得，或者不愿意觉得京城里西洋传教士的存在，会有什么大问题。尽管从康熙年间起，清帝国对于西洋传教士在华的宗教活动日益限制，但是，从康熙、雍正、乾隆一直到嘉庆，既没有像日本严禁天主教那样，为捍卫文化纯洁性而大动干戈，也没有像内乱纷争的朝鲜王朝那样，为宗教叛乱引起的政权危机而惊慌失措，倒是很宽容地让他们住在北京的四堂，也放任他们四处访客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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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恰恰就是通过朝贡、贺岁使臣们，在北京逐渐认识西洋天主教的。按照一种说法，西洋事情和西洋宗教传入朝鲜，这些“访京使”是最重要的途径(3)。我们看各种《燕行录》里，从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末，一百多年间，确实有很多朝鲜人在北京和西洋传教士往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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