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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便觉丹碧炫耀，目难定视，既是象天上者，故其高几摩星汉，其画日月星辰固也。壁上多画阴鬼，有同禅房十王殿，见之幽暗无阳明气象，可怪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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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天主堂的华丽和壮观，而且还惊叹于西洋绘画的精美，甚至还以为他们之所以能够画出立体感很强的人物，是因为他们有阴阳水，“故能画阴阳于一幅之上，所以如此云云”。他们不仅和“深目高准，虬髯长颊”的麦大成（Jean-Francois Cardoso）、苏林（Joseph Suarez）、戴进贤（Ignace Kogler）、穆敬远（Jean Mourao）以及费隐（Ehrenbert Xaver Fridelli）见了面，还在自己的玉河馆接待他们来访，全然不顾清帝国的禁令。他们甚至觉得西洋人们“虽着胡服……辞气殊觉雅洁”。他们不仅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礼物如千里镜、吸毒石、石镜、画图、绫花帛等等，还有各种曾经被清帝国和日本国严禁的书籍，如《万物真元》、《辟妄》、《三山论学记》、《主制群征》等。在他们好奇的眼睛里，这些都很新鲜，“（西人）送示其国文字三大卷，字形非梵非倭，不可晓。每叶有图，画宫阙城池人物禽兽之状，辄用文字细书数三十行，俱用白纸印出，浓淡深浅，恰如工描，纤悉奇巧，非中国所可拟，而人物禽兽，亦多不可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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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洋天主教的教义也在一次又一次的交往中，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中，他们开始知道了西洋的“耶稣”和“玛利亚”(13)，也听说，天主教好像“讲道理与《中庸》、《大学》有同处”(14)，只是还不太明白天主教的教义，仅仅知道，这个天主教和佛老有些不同，直到看了《万物真元》和《辟妄》以后，才大体上知道“所谓‘万物真元’者，天是万物之元也，则主于天为正理也；‘辟妄’者，释氏之常诵阿弥陀佛，诚无意义，此何足以破地狱而跻天堂乎？妄之无双，辟而廓如者也”(15)。所以，他们记录说：“大抵西洋人之学，辟佛廓如，而所宗主者，上天与正理，然亦一异端云”，“西洋之道，以事天为主，不但与儒道背异，亦斥仙佛二道，自以为高”，“天主教者，未知昉于何年代，而自云只奉天无伪，斥老佛为外道云。书肆已未闻有此书，未审其宗有法门如何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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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底是有了文化震撼，他们隐隐约约地发觉，这些人物和这些思想，看来并不一般，好像和他们所有历史经验和记忆中的人物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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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虽中国之大，若此类未必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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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此国人皆形貌精悍，碧眼尖鼻，唇红而薄，须毛屈盘，诚是一种别般人物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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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隔岸观火：在北京看西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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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帝国，天主教的命运真是一波三折，康熙和雍正两朝，先是宽容，后是严厉(18)。乾隆在位的六十年里，也许是自信满满的缘故吧，对西洋人又用了宽猛相济的方法，除了严禁传习天主教外(19)，并不太管他们在北京的其他活动，只是把这些西洋传教士限制在历算和绘画上，让他们在宫廷里画画，在钦天监任职，却不让他们从事他们本来最希望进行的传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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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心想来中国弘教的西洋传教士来说，这可能很别扭，也可能很难过。不过对好奇的朝鲜使者来说，却完全没有感觉。他们好奇的，最初并不在宗教，除了精巧百出的天文仪器，最有兴趣的就是精美异常的绘画(20)。在乾隆年间，朝鲜使者络绎不绝地到天主堂参观，想方设法和天主教传教士谈话，甚至私下里和传教士交换礼物，为的常常是好奇。这些朝鲜使者对于异文明的第一印象，还是来自眼睛，在天主堂看到最震撼的是壁画，所以颇佩服西洋人的绘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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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壁皆画本国所尊奉之神，千态万形，不可名状。人形之外，各样仪物，奇奇巧巧，天然似真，迫而细审，乃知其为画，绝可异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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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内广阔，四壁皆画，画工合神，真天下奇画矣。……世称西洋画之奇妙者，非徒然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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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图画楼殿山岳鸟兽花草之状，活动神奇焉，见之如真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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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儿眼睛直上作惊痫之状，一妇人抚摸忧愁，一老翁恐惧攒手，若或祈其不死。四方云气围绕小儿，出头云中者，不知其数屋，大抵三楹，而第一楹北壁刻木障如佛幢，又画妇人救护病儿之状。上有一白鸟张翼，口吐白气，直射妇人之顶。左右两壁又各设三木障，或画妇人传双翼持戟刺人者。亦有十字架累累悬小儿欲坠老人以掌向天若将承之。恍惚悠怪，令人不乐。盖病小儿所谓天主耶稣也，其忧愁夫人耶稣之母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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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时期，他们到底越来越多地知道了西洋人信仰天主教，原来这是与中华颇为不同的另一个文明。乾隆二十年（1755），一个现在也搞不清楚姓名的朝鲜使者，曾经和钦天监正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有过笔谈，他在正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去拜访西天主堂，便记录下来这样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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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国有大小西洋，距中国为九万余里，而本国之人以中国为东洋云。地方幅员比中国尤大，而其间开国基者，又有三十二国，各有君长，不相统摄。而男婚女嫁，互结姻戚，故自相亲和，不甚战争。刑法制度，一以天道为尊。言语文章与中国大异，书如蝌蚪，言从土俗。嫁娶则适一无二，居丧则一年乃除。祭祖宗必置画像，饰威仪则必尚端雅。人品敦厚，颜容精白。燕居则束发如冠，公会则被发跣之。且其为人深目大鼻，颇类鄂罗斯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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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对于西洋的天主教，还是没有搞明白，还以为是洋“道教”，说他们“自古远居海外，不知儒佛，专尚道教。来往燕京者，俱是道家者流，自幼时不食肉，不娶室，存心修戒”。而乾隆三十九年（1774），另一个朝鲜使者则从一个叫张元观的读书人那里听说，“利（玛窦）本系西域人，其教如今喇嘛相似，与佛教又稍异，与天主教不同。天主之谈，理不可通，利教又近理，幸中国不行”。大概是这个张元观也是临时抱佛脚，对天主教耶稣会并不清楚，于是过了几天又补充说：“喇嘛别有经咒，善医方，不戒杀，与天竺教同，其法行于蒙古、回部最灵，故奉事唯谨。利泰西所著论说，言及心性，不如天主教之荒唐。天主教不奉佛，亦从不叩拜正神，及五祀祖宗，俱无祭享。”(26)而朝鲜人也把它一一当真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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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渐渐明白了，像洪大容等朝鲜使者，对天主教已经有深入一些的了解。他在和传教士的对话中，询问如果说“儒尚五伦，佛尚空寂，老尚清静”，那么天主教的宗旨是什么？刘松龄这样回答：“天主之学，教人爱天主万有之上，爱人如己。”他又追问：“天主是指上帝耶，抑别有其人耶？”刘答：“乃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并非道家所讲玉皇上帝。”又引了中国经典说“《诗经》注不言上帝天之主宰耶？”这就好像开始有点儿真的进入实质性的探讨了(27)。虽然，这种讨论好像还深入不下去，但是，当他看到陈哥，一个五十九岁的山西商人“素笃西学，每五更往拜天坛，虽风雨不敢费，已三十余年”，还是有些感动。但回过头来一想，又不免有些疑问不能释怀，他觉得，如果天主教也像佛教那样劝人“叩头念经，将以求福于后生”，“令人不萌恶念，言与心相应”，那么，儒家孔子之教，也同样这般教人行善，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去信仰这个外来宗教呢？笃信儒家学说的他，觉得有些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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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通归想不通，到底他们知道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暗想之，则西洋国特一别天地矣”(28)。不过，尽管他们从直觉上发现这是“别一天地”，但他们是好奇心多，毕竟，这还是一个遥远的宗教，就算是异端，也只是在清帝国里捣乱。对于朝鲜来说，就好像隔岸观火，对于邻居来说是祸灾，对于他们来说是西洋景儿。任何西洋景儿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看个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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