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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便觉丹碧炫耀,目难定视,既是象天上者,故其高几摩星汉,其画日月星辰固也。壁上多画阴鬼,有同禅房十王殿,见之幽暗无阳明气象,可怪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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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天主堂的华丽和壮观,而且还惊叹于西洋绘画的精美,甚至还以为他们之所以能够画出立体感很强的人物,是因为他们有阴阳水,“故能画阴阳于一幅之上,所以如此云云”。他们不仅和“深目高准,虬髯长颊”的麦大成(Jean-Francois Cardoso)、苏林(Joseph Suarez)、戴进贤(Ignace Kogler)、穆敬远(Jean Mourao)以及费隐(Ehrenbert Xaver Fridelli)见了面,还在自己的玉河馆接待他们来访,全然不顾清帝国的禁令。他们甚至觉得西洋人们“虽着胡服……辞气殊觉雅洁”。他们不仅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礼物如千里镜、吸毒石、石镜、画图、绫花帛等等,还有各种曾经被清帝国和日本国严禁的书籍,如《万物真元》、《辟妄》、《三山论学记》、《主制群征》等。在他们好奇的眼睛里,这些都很新鲜,“(西人)送示其国文字三大卷,字形非梵非倭,不可晓。每叶有图,画宫阙城池人物禽兽之状,辄用文字细书数三十行,俱用白纸印出,浓淡深浅,恰如工描,纤悉奇巧,非中国所可拟,而人物禽兽,亦多不可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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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洋天主教的教义也在一次又一次的交往中,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中,他们开始知道了西洋的“耶稣”和“玛利亚”(13),也听说,天主教好像“讲道理与《中庸》、《大学》有同处”(14),只是还不太明白天主教的教义,仅仅知道,这个天主教和佛老有些不同,直到看了《万物真元》和《辟妄》以后,才大体上知道“所谓‘万物真元’者,天是万物之元也,则主于天为正理也;‘辟妄’者,释氏之常诵阿弥陀佛,诚无意义,此何足以破地狱而跻天堂乎?妄之无双,辟而廓如者也”(15)。所以,他们记录说:“大抵西洋人之学,辟佛廓如,而所宗主者,上天与正理,然亦一异端云”,“西洋之道,以事天为主,不但与儒道背异,亦斥仙佛二道,自以为高”,“天主教者,未知昉于何年代,而自云只奉天无伪,斥老佛为外道云。书肆已未闻有此书,未审其宗有法门如何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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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底是有了文化震撼,他们隐隐约约地发觉,这些人物和这些思想,看来并不一般,好像和他们所有历史经验和记忆中的人物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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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虽中国之大,若此类未必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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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此国人皆形貌精悍,碧眼尖鼻,唇红而薄,须毛屈盘,诚是一种别般人物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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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隔岸观火:在北京看西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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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帝国,天主教的命运真是一波三折,康熙和雍正两朝,先是宽容,后是严厉(18)。乾隆在位的六十年里,也许是自信满满的缘故吧,对西洋人又用了宽猛相济的方法,除了严禁传习天主教外(19),并不太管他们在北京的其他活动,只是把这些西洋传教士限制在历算和绘画上,让他们在宫廷里画画,在钦天监任职,却不让他们从事他们本来最希望进行的传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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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心想来中国弘教的西洋传教士来说,这可能很别扭,也可能很难过。不过对好奇的朝鲜使者来说,却完全没有感觉。他们好奇的,最初并不在宗教,除了精巧百出的天文仪器,最有兴趣的就是精美异常的绘画(20)。在乾隆年间,朝鲜使者络绎不绝地到天主堂参观,想方设法和天主教传教士谈话,甚至私下里和传教士交换礼物,为的常常是好奇。这些朝鲜使者对于异文明的第一印象,还是来自眼睛,在天主堂看到最震撼的是壁画,所以颇佩服西洋人的绘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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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壁皆画本国所尊奉之神,千态万形,不可名状。人形之外,各样仪物,奇奇巧巧,天然似真,迫而细审,乃知其为画,绝可异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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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内广阔,四壁皆画,画工合神,真天下奇画矣。……世称西洋画之奇妙者,非徒然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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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图画楼殿山岳鸟兽花草之状,活动神奇焉,见之如真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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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儿眼睛直上作惊痫之状,一妇人抚摸忧愁,一老翁恐惧攒手,若或祈其不死。四方云气围绕小儿,出头云中者,不知其数屋,大抵三楹,而第一楹北壁刻木障如佛幢,又画妇人救护病儿之状。上有一白鸟张翼,口吐白气,直射妇人之顶。左右两壁又各设三木障,或画妇人传双翼持戟刺人者。亦有十字架累累悬小儿欲坠老人以掌向天若将承之。恍惚悠怪,令人不乐。盖病小儿所谓天主耶稣也,其忧愁夫人耶稣之母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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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时期,他们到底越来越多地知道了西洋人信仰天主教,原来这是与中华颇为不同的另一个文明。乾隆二十年(1755),一个现在也搞不清楚姓名的朝鲜使者,曾经和钦天监正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有过笔谈,他在正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去拜访西天主堂,便记录下来这样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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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国有大小西洋,距中国为九万余里,而本国之人以中国为东洋云。地方幅员比中国尤大,而其间开国基者,又有三十二国,各有君长,不相统摄。而男婚女嫁,互结姻戚,故自相亲和,不甚战争。刑法制度,一以天道为尊。言语文章与中国大异,书如蝌蚪,言从土俗。嫁娶则适一无二,居丧则一年乃除。祭祖宗必置画像,饰威仪则必尚端雅。人品敦厚,颜容精白。燕居则束发如冠,公会则被发跣之。且其为人深目大鼻,颇类鄂罗斯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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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对于西洋的天主教,还是没有搞明白,还以为是洋“道教”,说他们“自古远居海外,不知儒佛,专尚道教。来往燕京者,俱是道家者流,自幼时不食肉,不娶室,存心修戒”。而乾隆三十九年(1774),另一个朝鲜使者则从一个叫张元观的读书人那里听说,“利(玛窦)本系西域人,其教如今喇嘛相似,与佛教又稍异,与天主教不同。天主之谈,理不可通,利教又近理,幸中国不行”。大概是这个张元观也是临时抱佛脚,对天主教耶稣会并不清楚,于是过了几天又补充说:“喇嘛别有经咒,善医方,不戒杀,与天竺教同,其法行于蒙古、回部最灵,故奉事唯谨。利泰西所著论说,言及心性,不如天主教之荒唐。天主教不奉佛,亦从不叩拜正神,及五祀祖宗,俱无祭享。”(26)而朝鲜人也把它一一当真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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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渐渐明白了,像洪大容等朝鲜使者,对天主教已经有深入一些的了解。他在和传教士的对话中,询问如果说“儒尚五伦,佛尚空寂,老尚清静”,那么天主教的宗旨是什么?刘松龄这样回答:“天主之学,教人爱天主万有之上,爱人如己。”他又追问:“天主是指上帝耶,抑别有其人耶?”刘答:“乃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并非道家所讲玉皇上帝。”又引了中国经典说“《诗经》注不言上帝天之主宰耶?”这就好像开始有点儿真的进入实质性的探讨了(27)。虽然,这种讨论好像还深入不下去,但是,当他看到陈哥,一个五十九岁的山西商人“素笃西学,每五更往拜天坛,虽风雨不敢费,已三十余年”,还是有些感动。但回过头来一想,又不免有些疑问不能释怀,他觉得,如果天主教也像佛教那样劝人“叩头念经,将以求福于后生”,“令人不萌恶念,言与心相应”,那么,儒家孔子之教,也同样这般教人行善,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去信仰这个外来宗教呢?笃信儒家学说的他,觉得有些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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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通归想不通,到底他们知道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暗想之,则西洋国特一别天地矣”(28)。不过,尽管他们从直觉上发现这是“别一天地”,但他们是好奇心多,毕竟,这还是一个遥远的宗教,就算是异端,也只是在清帝国里捣乱。对于朝鲜来说,就好像隔岸观火,对于邻居来说是祸灾,对于他们来说是西洋景儿。任何西洋景儿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看个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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