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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此书记雍正十年（1732）赴燕京事，《燕行录选集》下册，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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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雍正年间严厉禁止天主教传教，与苏努事件有关，参看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中《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的宋君荣（1689—1759）第42号、43号信，141—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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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查获白多禄等私自传习天主教的西洋人，导致乾隆下谕各地严加访缉，并处决白多禄，四十九年（1784）因湖北襄阳抓获传教士，下令严究所有接送、传信、留宿传教士者。参看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暨南史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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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人对西洋绘画也同样感到震惊，他们的反应和朝鲜人相似，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重印本，1987）下册第四编第九章第三节《明清间国人对西画之赞赏与反感》，910—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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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喆辅（1691—？）《丁巳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七卷，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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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未详撰人《燕行日录》（卷首有乙亥纪年，当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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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在学（1745—1806）《燕行日记》，载《芝圃遗稿》卷十一至十三，见《燕行录全集》第五十八卷，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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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七《入燕记》下，《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317—318页。黄时鉴指出，这记载的是《天主耶稣降记》、《圣母领上主降孕之报》等图，见前引黄文，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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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未详撰人《燕行日录》（卷首有乙亥纪年，当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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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佚名《庚辰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六十二卷，141页，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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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洪大容《湛轩燕记》“刘鲍问答”，《燕行录选集》上册，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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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未详撰人《燕行日录》（卷首有乙亥纪年，当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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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未详撰人《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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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1737—1795）《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下》，《燕行录选集》下册，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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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四《鹄汀笔谈》中记载朴氏与中国人关于月亮借日而发光、地球为圆形等等天文地理方面的对话，222页。又，洪良浩《与纪尚书书》关于西洋“十二重天、寒热湿三带之语，日月星大小广轮，即是吾儒之所未言”的议论，见洪良浩《耳溪先生集》（首尔：民族文化社影印本，1992）卷十六，331页。这一段资料，黄时鉴在《纪昀与朝鲜学人》一文中也已经提到，见其《东西交流史论稿》，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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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洪大容《燕记》，《湛轩集》卷七，《韩国历代文集丛刊》2604册，136—137页。又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选集》上册，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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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严（1716—1786）《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卷，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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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洪大容《湛轩燕记》“刘鲍问答”，《燕行录选集》上册，240页。后来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卷三《留馆录》之《西天主堂记》照抄了这一段，《燕行录选集》上册，1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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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更详细的叙述，参看本书附录2《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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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据说，在此前的1791年，北京主教Gouvea曾经派澳门出生的中国人神父吴约翰赴朝鲜，但未得到接应，只好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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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周文谟曾经为正祖大王的庶弟之子，常溪君的妻子宋氏、媳妇申氏传教，深得宋氏信仰，而宋氏即后来在1849年即位的哲宗的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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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以上可参看川浦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三章《辛酉の大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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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朝实录》之《纯祖实录》卷二，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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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见前引《讨邪逆奏文》。又，1802年7月，那个亲自把周文谟派到朝鲜的北京主教汤士选有一封书信，其中说到了这两年朝鲜对天主教的残酷迫害，说到三十名殉教者，说到了摄政大妃的禁教令。据他说，前一年的十月，有一个信徒受派遣，要把迫害情况报告给他，并要求派遣新的神父，可是使者在经过国境的时候，被官府逮捕，押送国都，和两位坚守信仰的同伴一同被斩首，而这封缝在衣缝中的书信，也很可惜被没收了，这就是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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