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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二册，832页，840页，852—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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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三册，1074页。关于这一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可参看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1938年土山湾印书馆本，1990），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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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但是，好像北京的天主堂仍然允许朝鲜人参观，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仍有参观《西天主堂记》和《东天主堂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1033—1035页。徐有素《燕行录》在道光二年（1822）也有关于西堂和李拱辰、福文高、高守谦的记录，《燕行录全集》第八十一卷，232页。但是这个时候，对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尤其是中国人中间的传教活动，查处就严厉得多了，如对于顺天府道光九年关于张成善、张文恭被捕表示悔改以后，“仍用旧时邪教音乐，收藏经卷”，“复有藏匿未交之经卷与十字架具”，就格外严厉，连皇帝也对刑部只是流放的宽容处分有严厉批驳。见姜时永（1788—？）《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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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佚名《燕行日记》（原题柳厚祚，误），《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五卷，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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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附录1 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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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在承德的文化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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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1790年，清帝国朝廷上下都在准备庆祝皇帝的八十大寿，庆寿活动从承德避暑山庄开始，中经圆明园，最后在北京的紫禁城落幕，长达数十天。这一次，除了清朝的满汉文武百官、蒙古王公之外，安南、朝鲜、琉球、南掌、缅甸以及四川、甘肃土司、台湾生番以及哈萨克等使团，都纷纷赶到承德参加这一次盛会。在这一盛会上，各个使团不仅各呈贡物在物产上争奇斗艳，而且也凭借礼仪在文化上较长论短。应该说，在西洋人还没有靠“坚船利炮”真正进入东亚之前，承德以及北京曾经是东亚各国各文化体交汇和表演的唯一平台。虽然在那个时代，朝鲜通信使到访过日本，日本使者也驻扎在朝鲜，琉球国的使团到长崎、江户也到福州、北京，安南使团到暹罗、南掌（琅勃拉邦王国，今老挝北部与云南南部）也到大清，缅甸人和印度人也曾互相来往。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会像北京或者承德那样，能成为各国使臣一起见面、交流的平台，也从来没有像乾隆八十寿庆一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让各国使者从容地在承德、圆明园和北京暗自较量。哈佛大学已故杨联陞教授曾经写文章讨论“朝代间的比赛”(1)，那是说各个不同朝代的“历史”可以互相较长论短；而我今天要讨论的是“各国间的比赛”，这是在同一时间、同一舞台上各国以“文化”来互相观察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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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和承德，各国比赛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在东亚或者说大中华朝贡圈内，各国的政治位置是早已排定的，就像《大明会典》和《大清会典》里给各国使团在典礼上排座次一样，大清皇帝、亲王郡王、蒙古王、满汉大臣之外，朝鲜、安南、琉球等等，位秩是不能改变的；进贡的东西也是早已规定好的，一般朝贡不过是所谓“土宜”而已，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贸易，更不是斤斤计较的商业考虑。所以，在这种平台上，各国要比赛的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比赛的内容？在那个时代，就是比赛对“礼仪”的熟悉、对“汉文学”如诗歌的写作技巧、对“历史”尤其是掌故制度的了解等等。其中，特别能表现“文化”高低的一个侧面，就是“衣冠之制”，就是使团穿的衣冠是否有文化，有历史，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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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仪节、衣冠、叩拜等只是一种象征。如果说真的还有“中华朝贡圈”的话，那么，这个圈里的各国，主要就是依赖这一套“象征”，建立起来一套复杂的上下、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然后确立“华”、“夷”，建立“内”、“外”，分出等级，以形成一种“国际秩序”。但是，这一套象征主要还是在朝贡圈里面有效，一旦遭遇东亚之外的国家、文化、民族，他们既不承认也不理解这一套礼仪，这些象征就不再能够成功地维系那个“国际秩序”了。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凭借“坚船利炮”力量支撑，来到东方推行他们那一套国际秩序，这一套依靠文化象征维持的国际秩序就逐渐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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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这一国际秩序还没有崩溃之前，这套礼仪象征还是东亚诸国承认的传统与文化，对它是否恪守与娴熟，似乎仍然是衡量各国文化高低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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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朝鲜燕行使者的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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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旧历七月十六日，朝鲜人徐浩修（1736—1799）作为副使，随朝鲜使团渡过大凌河，经朝阳、建昌、杨树沟、平泉、凤凰岭、红石岭，风尘仆仆地赶到承德，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2)。在避暑山庄，他们与同样来贺寿的安南国使团不期而遇。这次，安南国使团由新国王阮光平亲自率领，不仅规格高而且人数多，受到乾隆皇帝特别隆重和热情的欢迎。不过，在朝鲜使者眼中，这次的安南国使团有一些异样，因为通常来朝觐的安南使者，服饰与大清不同，却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饰金玳瑁带，穿黑皮靴”。但稍后徐浩修却发现，这一次来的安南君臣居然在一个最为隆重的场合，改穿了满族服装。一直坚持大明衣冠就是文化正统的朝鲜士人很诧异，便找了机会故意问道：“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意思是，穿了大清衣冠服色，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可是，在徐浩修不依不饶的追问下，据说，对衣冠制度与王朝认同有密切关联心知肚明的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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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旒衣冠，在现代人看来，也许只是外在装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民族风格，或者在正式场合中作为身份标志，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意义。但在古代东亚来说，冕旒衣冠却是“承认”和“认同”的象征，不仅涉及民族（华夷），而且涉及国家（王朝），甚至呈现文明与野蛮（文化）。传统儒家学说所形塑出来的政治制度和观念世界，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的象征性，无论是政治上的等级，还是家族内的亲疏，都要依靠衣冠服色来确认，就连王朝的合法性与文化的合理性，也得要靠衣冠来建立。由于大清帝国是由满族建立的，所以，国内很严峻的政治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要靠统一穿着满服，才能在表面上得到解决，而国际上很麻烦的朝贡关系，则要靠允许外藩穿着本国服装，来化解文化认同的冲突，或者要借助内属穿着大清衣冠，来表示政治上的臣服。可是，数百年来一直和朝鲜、琉球一样，穿着大明衣冠，象征外藩相对独立的安南，这次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大明衣冠，而低眉顺目地接受了大清衣冠服色，这让始终自觉与大清满族文化隔了一层，打心底里认同大明汉族文化的朝鲜使臣，感到莫名诧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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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安南国的君臣要在这个时候改易服色？朝鲜人为什么要这样蔑视与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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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南国王来朝：乾隆五十五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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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大清皇帝八十寿辰。前一年，乾隆皇帝向臣下说，自己“既逾古稀，欣开八帙”，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这三个皇帝虽然也曾年逾八十，但“其在位不过三四十年”，而自己的统治“五十余年如一日者，实从古所未有”。加上“统御中外，万国输诚。荒服炎徼，莫不倾心向化，效悃来庭”，“仰赖上天嘉佑”，在文略武功都超迈前代，因而他同意操办盛大的万寿庆典(5)。在这一年初，他颁布了万寿恩诏。对内，不仅宣布蠲免天下各直省应征钱粮，对天下五世同堂的家庭给以恩赏，给内外满汉文武各官加一级，还要对满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加以旌表。对外，则在乾清门颁赐万寿恩诏给化外的朝鲜、安南、琉球、暹罗、南掌等国，让各国都派祝贺万寿使团，以示隆重。按照清廷设计的日程表，从七月初七起，万国使节无论内属外藩，先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大皇帝”，在那里举办一系列的庆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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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来的外藩使团中，安南国使团最引人关注，这是因为安南新近册封的国王阮光平（原名阮惠）要亲自率团前来祝寿，这让乾隆皇帝格外兴奋。从前一年开始，乾隆就反复叮咛军机大臣以及负责安南事务的封疆大吏福康安，一会儿交代使团不必在初春动身，免得进关太早在北京勾留太久，国内事务繁多无人照料；一会儿交代福康安亲到边关迎候，并陪同上京；再过几天他又交代，如果安南使团“瞻觐情殷，不妨令其早行赴阙”；过了半月又嘱咐，明年安南国王阮光平来朝觐时，沿途接待相见时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礼仪。当他听说阮光平的母亲年已八十，曾让人到京采购人参时，还特别赐给人参一斤，并吩咐沿途地方官员，在安南国王三月动身进京的时候，“道路遥远，正值天气炎热之时，自应缓程前进，不必过于趱行”。他还特别说到，因为阮光平以国王身份怀至诚之心前来，所以“国王到京朝见时，大皇帝欲令国王行抱见请安之礼”。并且特别强调，能和大皇帝行抱见请安之礼，“此系逾格施恩，天朝大臣内懋著勋劳者，始能膺此异数”，因而还宣布要赏赐给他衣冠鞓带。据说，通常外藩国王只是红鞓，但这次大皇帝会赏赐给他金黄鞓带，“天朝体制，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这是要让他知道“邀此隆礼，实为希有宠荣”(6)。就在阮光平快要到达的时候，乾隆还特意让礼部左侍郎德明“前往良乡迎迓赐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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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得到册封的安南君臣也表现出相当郑重和谦卑，新国王阮光平不仅表示，要率领儿子阮光垂、陪臣吴文楚等百人的团队一同赴承德，而且准备了丰盛的礼物，并让随同前来的大臣潘辉益，事先撰写了《钦祝万寿词曲十调》，“先写金笺，随表文投递”，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大清皇帝的忠诚，说是要以乾隆皇帝“为师为父”，并且希望大皇帝特别开恩成全。这让乾隆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王既以父视朕，朕亦何忍不以子视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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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阮光平率队启程，四月十五日进入大清境内，开始了有史以来安南国王的第一次中国祝寿之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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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黎阮嬗代：两个安南国王的恩荣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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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御中外，万国输诚。荒服炎徼，倾心向化”，这是乾隆皇帝晚年的理想。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如此格外厚待，可能就是他希望成就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而不愿意周边再生风波。然而，阮光平对大清皇帝效忠输诚，表现得这样谦卑恭顺，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