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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天朝周边未必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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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君臣在承德为乾隆八十大寿贺寿时，主动改易大清衣冠，本来也许并不能算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可是，这一看来并不重要的改易衣冠事件，却引起大清皇帝、安南君臣、朝鲜使臣三方的紧张，也呈现了大清、安南与朝鲜在文化或政治上的角力。因此，在这个发生在朝贡体制末期的故事中，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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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易服色”也是常见的事情，但为什么衣冠辫发，在清代会成为如此敏感的问题？不仅内部的满、汉在这个问题上冲突，外部的朝鲜、安南和琉球也为此纠缠。那么，东亚诸国对于大清帝国，是否一直有文化上的鄙夷？大清帝国处理“内部”秩序的手法，为何不能成为处理“外部”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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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安南与大清在这一回合的斗智与角力，体现了“朝贡国”（外藩）与“宗主国”（天朝）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这种朝贡体系内的国与国关系，它与西方的“殖民体系”有什么不同？对于安南来说，朝贡、册封、贺寿、易服，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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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东亚诸国，以“记忆中的大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取向，在清代有什么新变化？它是否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一方面东亚诸国以“汉唐中华文化”之正脉（小中华）相标榜，一方面东亚诸国以“自我中心主义”建立各自国家的独立文化与认同。这是否也导致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在东亚各国的观念世界中，日益成为两个不同的形象或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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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衣冠拜冕旒”，是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中的一句，呈现了他对大唐繁华的喜悦与对长安兴盛的感慨。在杜甫的那个时代，唐代长安几乎是一个“世界中心”，它的文化感召力对周边有很强的吸引力与辐射力。但是，大清乾隆时代虽然依靠武力平定了周边，“东极三姓所属之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57)，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也在承德的万寿盛典上，聚集了周边各国各方的使团，但它的文化感召力是否还能如同汉唐盛世？原来仰慕汉唐的东亚诸国对中国，是否还像杜甫所说的那样，“万国衣冠拜冕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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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联陞《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后附《朝代间的比赛》，载杨联陞《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4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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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乾隆五十五年使团的正使是黄仁点，副使是徐浩修，书状是成种仁，这一次同行的还有朴齐家、柳得恭等著名朝鲜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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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浩修《燕行纪》卷二，《燕行录选集》上册，459页。这件事情在固执于大明衣冠的朝鲜人看来，实在是非常耻辱。一直到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1788—？）提起这件事情，还说“尝闻清入中国，天下皆袭胡服，唯区域之外自仍旧俗。乾隆时安南王阮光平乞遵大清衣制，遂允其请。赐诗崇之。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惟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见姜时永《輶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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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看本书第七章《大明衣冠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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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卷一三一九（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丙午），26497页。《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九六《礼部·朝会·万寿圣节》，《续修四库全书》802册，726页。参看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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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上均见《清实录》第二十四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卷一三一八至一三五五，尤其是卷一三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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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实录》卷一三五四，270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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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实录》卷一三五三，270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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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南使团才出发不久，五月，阮光垂就称病，先期回安南调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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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汪承霈（？—1805）字受时，一字春农，号时斋，别号蕉雪，汪由敦之子，原籍安徽休宁，浙江钱塘人，乾隆十二年（174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善于书画，能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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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三，“黎主维祁以清兵复安南都城。先是，黎主出奔，遣文臣陈名案、黎维亶奉书如清，至南宁不得达而还。黎皇太后乃奔高平，使督同阮辉宿投书龙凭，乞师于清。两广总督孙士毅为之请，清帝许之”。见许文堂、谢奇懿编《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中研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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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师范《征安南纪略》中较为详细地从滇军角度记载了这场战役的过程。见《清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卷八七《兵政》一八，2167—2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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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史稿》卷五二七《属国二·越南》，14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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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清史稿》卷五二七《属国二·越南》，14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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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清实录》卷一三一八，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26485—26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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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实录》卷一三一九，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26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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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清实录》卷一三二一，乾隆五十四年正月，26532—26536页。前引师范《征安南纪略》指出，滇军损失很少，是由于忠于黎氏的黄文通，说“粤师之覆，滇师独得振旅归，非黄文通之功乎”，《清经世文编》，2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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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清史稿》卷五二七《属国二·越南》，14638页。张明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福康安得厚赂奏请罢兵安南说辨正—以文献形成的立场差异为视角》认为，并不存在阮文惠买通福康安的事情，而是清廷已经有了和平处理安南问题的基本方针，载《文献季刊》2010年第一期，160—161页。又，参看同氏《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载《西南大学学报》36卷第四期（2010年7月），4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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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清实录》卷一三一九记载，早在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即阮惠还没有击溃孙士毅的清军的时候，乾隆就多次表示，黎维祁是一个无能萎靡的国君，他曾反复犹豫是否要一直支持他，他先说“黎维祁又复懦怯无能，优柔废弛，左右亦无可恃之人”，“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又说“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26508页）。当然，这些记载可能是《清实录》“后见之明”的修订，但如果这不是《清实录》事后粉饰，那么，后来乾隆抛弃黎维祁而接受阮惠，是早有征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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