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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同上，卷二九八，《续修四库全书》802册，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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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潘辉益《星槎纪行》中，关于这次的使行，其盟弟阮俊有如下的感慨：“庚戊春，（潘）以才名扈觐，是行也，大皇帝特格督臣伴送，舟中旌旗，耀人耳目，所至官吏奔走迎赴，秋抵热河行宫，复从驾回燕京之西苑，连旬进谒，天宠优异。从来吾国使华，未有如此之奇且看荣者，俟于文书酬应之暇，时及之诗，……夫以大得意之人，写大得［意］事”。《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六册，26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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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二六，《续修四库全书》803册，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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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〇五，《续修四库全书》806册，72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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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清实录》卷一三五一，270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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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清实录》卷一三五一，270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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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这是美国近年来“新清史”研究者特别注重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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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朝实录·正祖实录》，见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下编卷十一，4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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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李朝实录·正祖实录》，见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4823页，4828页，两次引用乾隆的赞扬，显然很是重视和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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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柳得恭《热河纪事诗》，《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24页。又，见于柳得恭《冷斋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260册，75页。另一个同时赴承德的朝鲜人朴齐家，其《燕京杂咏》则对安南国王君臣讽刺道：“战伐新开国，安南阮姓王。不关人窃笑，抄惯蛎灰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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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前引徐浩修《燕行纪》卷二。他对安南君臣极不信任，觉得他们很狡猾，说使团中的安南官员“虽稍解文字，而躯材短小残劣，言动狡诈轻佻”。《燕行录选集》上册，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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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4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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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青脾录》卷四引李晬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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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燃藜宝记述别集》卷十八《边圉典故·琉球国》，转引自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琉球王国的地位—中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第三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三民书局，1991），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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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这是琉球王国一个很长的衣冠传统，更早的例子是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使者苏世让《赴京日记》记载琉球使者“惯习华语而朝，故其言语、衣服，略似华人”。见《燕行录全集》第二卷，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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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清史稿》卷五四《地理一》，1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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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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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附录2 十九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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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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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藏在罗马的一份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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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即日本的明治二十八年。前一年，大清帝国在海战中败给日本，这一年又签订了《马关条约》，朝鲜正处在存亡之际，京城（即今Seoul）一切都很混乱。一个叫古斯塔夫·穆特尔（Gustav Mutel）的京城大主教乘乱在流失的各种朝鲜古文书和档案中，收集到一份奇特的帛书，帛书是一个自称“罪人多默”的朝鲜天主教信仰者在1801年（清嘉庆六年，李朝朝鲜纯祖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写给当时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汤士选（Alexander Gouvea），请求罗马教会保护朝鲜天主教徒的长信(1)。后来几经辗转，这一事涉十九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欧洲政治、宗教与文化互动的珍贵资料，被收藏在罗马教皇民俗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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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帛书是朝鲜“辛酉教难”即纯祖元年（1801）对天主教进行大规模打击事件中，在忠清道堤川一个叫做黄嗣永的朝鲜天主教徒身上搜查到的（见图20）。帛书长62厘米，宽38厘米，字数多达13311字。虽然这份帛书一开始自称“罪人多默等涕泣呼吁于本土主教大爷”，用的是“多默”即黄沁的教名，但从文字内容看，这是黄嗣永与黄沁、王千禧等“二三教友”的合作作品，经朝鲜官方拷问，黄嗣永承认，这帛书主要是他本人的意思，也是他本人所写的文字，所以，后来都称作“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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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黄嗣永帛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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