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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张广达先生在新出版的著作序文中，曾提起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一译布劳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对地中海的研究，1949年出版的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讨论的是1551年至1589年时期的地中海。地中海本来就是一个种族、宗教、政治异常复杂的地域，埃及人、亚速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交织，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冲突，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海路作为交通渠道，都使得环地中海形成了有关联的“历史世界”或者“文化空间”，在布罗代尔研究的那段时间里，包括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以及其他国家，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互相交流与互相影响。张广达先生觉得，他所研究的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亚一带，也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点，仅以宗教而言，汉族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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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始终觉得，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观看交错的文化史，“西域”这个区域即元朝以前中国的左翼，确实是一个宗教、语言、历史交汇的“地中海”，汉族文明在那里与其他文明激荡，形成一个极其错综的文化空间。然而，如果在元朝之后，那么“东海”即中国的右翼，也许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地中海”，在这个交错的文化空间中，不仅和本来就存在文化差异，逐渐“由异而同”的地中海和西域不同，朝鲜、日本与中国逐渐“由同而异”，从共享汉唐传统转向彼此文化分离，而且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加入了西方世界的因素，使得这个本来就和地中海、西域不同的文化区域，变得更加风云莫测。或许，这个文化区域交错的历史图像，不仅可以让我们超越国境发现更多的故事，而且它进入“近代”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也可以给全球文明史增添一个新的模型。（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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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李朝朝鲜所绘《天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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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谢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他在看到我写的《邻居家的陌生人》一文后，慷慨地把帛书照片传给我，并在我访问新竹的时候为我重新复印了整张帛书。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份内容相似的帛书，这是1802年朝鲜赴北京的陈奏使为了向清廷报告朝鲜动乱局势，而对这封长信进行摘录之后的文本（又称“陈奏使誊写本”），见山口正之《译注黄嗣永帛书》，载《朝鲜学报》（日本天理：朝鲜学会，1951年10月）第二辑；以及同氏专著《ロ—マ法王厅古文书馆所藏·黄嗣永帛书の研究》（东京：全国书房，1946）。此外，可以参看《黄嗣永帛书》（韩国首尔：正音社，1975）中的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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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田省吾《李朝の朋党を略叙して黄嗣永の帛书に及ぶ》，载《青丘学丛》第一号，1930；以及上引山口正之《ロ—マ法王厅古文书馆所藏·黄嗣永帛书の研究》。【按】：因为不通韩文，所以朝鲜和韩国方面的研究未能参考，应当郑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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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朝实录》归纳为三条“凶言”，即“一则图得皇旨，教谕朝鲜，使之容接西洋人也；一则开抚按司于安州，命亲王监国，生聚教训，乘衅而动也；一则通于西洋国，装送大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厉害兵器，震骇东国，使之行教也”。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0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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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引帛书内容，参用山口正之录文，并与帛书影印件对照，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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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这一点，过去浦川和三郎有详细的论述，见前引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28—30页。此外，应当说清代以前的朝鲜与西洋的接触并不多，蔡茂松认为，《中宗实录》卷四十一记载1520年出使北京的通事李硕从中国回到朝鲜，曾经谈到佛郎机，这应当是朝鲜最早知道“泰西”的记录，见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509页；又，李晬光在1614年完成的《芝峰类说》的卷二“外国”条中，曾论及欧罗巴、利玛窦、《天主实义》和《交友论》的内容，参看铃木信昭《朝鲜儒学者李晬光の世界地理认识》，朝鲜学会编《朝鲜学报》（日本天理市，2004）百九十二辑，31—84页。又，1631年郑斗源作为陈奏使，也在北京见到传教士陆若汉（Joaunes Rodoriguez），参看前引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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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看本书第十章《邻居家里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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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乾隆以来，到嘉道间，和朝鲜使臣有过交往的北京西洋传教士，有刘松龄、戴进贤、穆敬远、费隐、鲍友管、索德超、汤士选、李拱宸、福文高、高守谦等等。参看本书第十章《邻居家里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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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耶稣之一名陡斯，斯造天地万物，无终始形际之言。汉哀帝二年庚申，诞自如德亚国童女玛利亚，而以耶稣称。居世三十三年死，死三日生，生三日升去。其死者明人也，复生而升者，明天也。陡斯以七日及降生升天等日。”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426—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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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见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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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详撰人《燕行日录》（记乾隆二十年1755年事），《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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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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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说，李承熏并没有见到刚刚任命为北京牧者的汤士选，见到的是顾拉茂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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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据说，在此前的1791年，北京主教汤士选曾经派澳门出生的中国人神父吴约翰赴朝鲜，但未得到接应，只好返回。后来，李承熏被处死之后，连已经去世的黄仁点、李亨元以及义州长官柳义养、首席翻译洪宅宪都受到连累。见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三，50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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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正祖大王的庶弟之子常溪君的儿子曾经因为谋逆，于正祖十年被杀，其母即常溪君之妻宋氏（即后来于1849年即位的哲宗的祖母）及其妻申氏，住庆熙宫，周文谟曾经为其传教。据说，周文谟“勒须颇长，丰容温润，如文士样”，深得宋氏、申氏信仰，这也许对于金太妃是一个心理上的隐患。同上，5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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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以上见黄嗣永帛书，又，可参看川浦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三章《辛酉の大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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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即丁若钟（丁若镛三哥）所藏的“所有圣物书册及（周文谟）神父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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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帛书中说，“捕厅者，用治盗律也，移之禁府者，论以逆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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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朝实录》之《纯祖实录》卷二，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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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见前引《讨邪逆奏文》。又，1802年7月，那个亲自把周文谟派到朝鲜的北京主教汤士选有一封书信，其中说到了这两年朝鲜对天主教的残酷迫害，说到三十名殉教者，说到了摄政大妃的禁教令。据他说，前一年的十月，有一个信徒受派遣，要把迫害情况报告给他，并要求派遣新的神父，可是使者在经过国境的时候，被官府逮捕，押送国都，和两位坚守信仰的同伴一同被斩首。而这封缝在衣缝中的书信，也很可惜被没收了，这就是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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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看宋荣培《韩国儒学百年の概况》，李承律日文译本，载《中国—社会と文化》（东京：东京大学，1999）第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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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看日本宗教史年表编纂委员会编，山折哲雄监修《日本宗教史年表》（东京：河出书房新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