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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张广达先生在新出版的著作序文中,曾提起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一译布劳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对地中海的研究,1949年出版的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讨论的是1551年至1589年时期的地中海。地中海本来就是一个种族、宗教、政治异常复杂的地域,埃及人、亚速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交织,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冲突,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海路作为交通渠道,都使得环地中海形成了有关联的“历史世界”或者“文化空间”,在布罗代尔研究的那段时间里,包括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以及其他国家,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互相交流与互相影响。张广达先生觉得,他所研究的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亚一带,也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点,仅以宗教而言,汉族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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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始终觉得,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观看交错的文化史,“西域”这个区域即元朝以前中国的左翼,确实是一个宗教、语言、历史交汇的“地中海”,汉族文明在那里与其他文明激荡,形成一个极其错综的文化空间。然而,如果在元朝之后,那么“东海”即中国的右翼,也许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地中海”,在这个交错的文化空间中,不仅和本来就存在文化差异,逐渐“由异而同”的地中海和西域不同,朝鲜、日本与中国逐渐“由同而异”,从共享汉唐传统转向彼此文化分离,而且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加入了西方世界的因素,使得这个本来就和地中海、西域不同的文化区域,变得更加风云莫测。或许,这个文化区域交错的历史图像,不仅可以让我们超越国境发现更多的故事,而且它进入“近代”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也可以给全球文明史增添一个新的模型。(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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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李朝朝鲜所绘《天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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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谢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他在看到我写的《邻居家的陌生人》一文后,慷慨地把帛书照片传给我,并在我访问新竹的时候为我重新复印了整张帛书。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份内容相似的帛书,这是1802年朝鲜赴北京的陈奏使为了向清廷报告朝鲜动乱局势,而对这封长信进行摘录之后的文本(又称“陈奏使誊写本”),见山口正之《译注黄嗣永帛书》,载《朝鲜学报》(日本天理:朝鲜学会,1951年10月)第二辑;以及同氏专著《ロ—マ法王厅古文书馆所藏·黄嗣永帛书の研究》(东京:全国书房,1946)。此外,可以参看《黄嗣永帛书》(韩国首尔:正音社,1975)中的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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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田省吾《李朝の朋党を略叙して黄嗣永の帛书に及ぶ》,载《青丘学丛》第一号,1930;以及上引山口正之《ロ—マ法王厅古文书馆所藏·黄嗣永帛书の研究》。【按】:因为不通韩文,所以朝鲜和韩国方面的研究未能参考,应当郑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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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朝实录》归纳为三条“凶言”,即“一则图得皇旨,教谕朝鲜,使之容接西洋人也;一则开抚按司于安州,命亲王监国,生聚教训,乘衅而动也;一则通于西洋国,装送大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厉害兵器,震骇东国,使之行教也”。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0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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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引帛书内容,参用山口正之录文,并与帛书影印件对照,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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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这一点,过去浦川和三郎有详细的论述,见前引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28—30页。此外,应当说清代以前的朝鲜与西洋的接触并不多,蔡茂松认为,《中宗实录》卷四十一记载1520年出使北京的通事李硕从中国回到朝鲜,曾经谈到佛郎机,这应当是朝鲜最早知道“泰西”的记录,见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509页;又,李晬光在1614年完成的《芝峰类说》的卷二“外国”条中,曾论及欧罗巴、利玛窦、《天主实义》和《交友论》的内容,参看铃木信昭《朝鲜儒学者李晬光の世界地理认识》,朝鲜学会编《朝鲜学报》(日本天理市,2004)百九十二辑,31—84页。又,1631年郑斗源作为陈奏使,也在北京见到传教士陆若汉(Joaunes Rodoriguez),参看前引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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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看本书第十章《邻居家里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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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乾隆以来,到嘉道间,和朝鲜使臣有过交往的北京西洋传教士,有刘松龄、戴进贤、穆敬远、费隐、鲍友管、索德超、汤士选、李拱宸、福文高、高守谦等等。参看本书第十章《邻居家里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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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耶稣之一名陡斯,斯造天地万物,无终始形际之言。汉哀帝二年庚申,诞自如德亚国童女玛利亚,而以耶稣称。居世三十三年死,死三日生,生三日升去。其死者明人也,复生而升者,明天也。陡斯以七日及降生升天等日。”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426—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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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见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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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详撰人《燕行日录》(记乾隆二十年1755年事),《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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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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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说,李承熏并没有见到刚刚任命为北京牧者的汤士选,见到的是顾拉茂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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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据说,在此前的1791年,北京主教汤士选曾经派澳门出生的中国人神父吴约翰赴朝鲜,但未得到接应,只好返回。后来,李承熏被处死之后,连已经去世的黄仁点、李亨元以及义州长官柳义养、首席翻译洪宅宪都受到连累。见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三,50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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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正祖大王的庶弟之子常溪君的儿子曾经因为谋逆,于正祖十年被杀,其母即常溪君之妻宋氏(即后来于1849年即位的哲宗的祖母)及其妻申氏,住庆熙宫,周文谟曾经为其传教。据说,周文谟“勒须颇长,丰容温润,如文士样”,深得宋氏、申氏信仰,这也许对于金太妃是一个心理上的隐患。同上,5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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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以上见黄嗣永帛书,又,可参看川浦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三章《辛酉の大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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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即丁若钟(丁若镛三哥)所藏的“所有圣物书册及(周文谟)神父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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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帛书中说,“捕厅者,用治盗律也,移之禁府者,论以逆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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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朝实录》之《纯祖实录》卷二,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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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见前引《讨邪逆奏文》。又,1802年7月,那个亲自把周文谟派到朝鲜的北京主教汤士选有一封书信,其中说到了这两年朝鲜对天主教的残酷迫害,说到三十名殉教者,说到了摄政大妃的禁教令。据他说,前一年的十月,有一个信徒受派遣,要把迫害情况报告给他,并要求派遣新的神父,可是使者在经过国境的时候,被官府逮捕,押送国都,和两位坚守信仰的同伴一同被斩首。而这封缝在衣缝中的书信,也很可惜被没收了,这就是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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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看宋荣培《韩国儒学百年の概况》,李承律日文译本,载《中国—社会と文化》(东京:东京大学,1999)第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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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看日本宗教史年表编纂委员会编,山折哲雄监修《日本宗教史年表》(东京:河出书房新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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