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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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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说，李承熏并没有见到刚刚任命为北京牧者的汤士选，见到的是顾拉茂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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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据说，在此前的1791年，北京主教汤士选曾经派澳门出生的中国人神父吴约翰赴朝鲜，但未得到接应，只好返回。后来，李承熏被处死之后，连已经去世的黄仁点、李亨元以及义州长官柳义养、首席翻译洪宅宪都受到连累。见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三，50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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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正祖大王的庶弟之子常溪君的儿子曾经因为谋逆，于正祖十年被杀，其母即常溪君之妻宋氏（即后来于1849年即位的哲宗的祖母）及其妻申氏，住庆熙宫，周文谟曾经为其传教。据说，周文谟“勒须颇长，丰容温润，如文士样”，深得宋氏、申氏信仰，这也许对于金太妃是一个心理上的隐患。同上，5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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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以上见黄嗣永帛书，又，可参看川浦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三章《辛酉の大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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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即丁若钟（丁若镛三哥）所藏的“所有圣物书册及（周文谟）神父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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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帛书中说，“捕厅者，用治盗律也，移之禁府者，论以逆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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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朝实录》之《纯祖实录》卷二，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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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见前引《讨邪逆奏文》。又，1802年7月，那个亲自把周文谟派到朝鲜的北京主教汤士选有一封书信，其中说到了这两年朝鲜对天主教的残酷迫害，说到三十名殉教者，说到了摄政大妃的禁教令。据他说，前一年的十月，有一个信徒受派遣，要把迫害情况报告给他，并要求派遣新的神父，可是使者在经过国境的时候，被官府逮捕，押送国都，和两位坚守信仰的同伴一同被斩首。而这封缝在衣缝中的书信，也很可惜被没收了，这就是黄嗣永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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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看宋荣培《韩国儒学百年の概况》，李承律日文译本，载《中国—社会と文化》（东京：东京大学，1999）第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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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看日本宗教史年表编纂委员会编，山折哲雄监修《日本宗教史年表》（东京：河出书房新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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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看海老泽有道译注《南蛮寺兴废记》（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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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据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スト教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90）的研究，天正十五年（1587）丰臣秀吉发出“伴天连追放令”之前，日本天主教徒已经达二十万人，到庆长十九年（1614）江户幕府颁禁教令的时候，教徒已经达到三十七万。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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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彼得·柏克（Peter Burke）《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中译本，台北：麦田出版，2003）第四章《设置知识：中心与周边》，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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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南蛮寺兴废记》中记载当时群臣议论，就认为“我国昔日三教神儒佛已臻充分，是非分明，然邪正不明之新宗门始行，令日本近日无从辨邪正”，所以建议禁止，同上，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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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天正十五年（1587），丰臣秀吉发布“伴天连追放令”，开始驱逐天主教人士。庆长元年（1596）更逮捕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九名传教士与十七名信徒，在京都、伏见、大阪、堺游街示众后，于长崎处死。十几年后即十七世纪初期，德川幕府更是发布禁教令，重申日本为神国，不允许天主教传入，从京都到江户，到处关闭教堂，驱逐传教士，处死教徒。特别是在宽永十四年（1637）以天主教徒为主的九州天草、岛原之乱后，更是进行了严厉的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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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看大庭修《江户时代にぉ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4）第一章第四节，5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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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正亲町天皇（1560—1586年在位）两次下旨，斥责天主教为恶魔教说，食人灭国，令草木皆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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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虽然锁国时期也有像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1708年）、新井白石《采览异言》（1713年序）、山村昌永《订正增译采览异言》（1803年）这样有很丰富的西洋知识的著作，但是，大多著作的内容，并不涉及来自异域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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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关于这一历史，中文著作可参看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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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就在发生朝鲜“辛酉之难”的那一年（1801），日本最重要的国学者本居宣长去世。接下来几年，一批国学者如荒木田久（1804）、伴蒿蹊（1806）、上田秋成（1809）相继去世。1810年即文化七年，水户藩主德川治纪向朝廷献上《大日本史》的纪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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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看桂岛宣弘《思想史の十九世纪：“他者”としての德川日本》（东京：ぺりかん社，1999）第八章，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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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老泽有道《增订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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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看方豪《清代禁抑天主教所受日本之影响》，载《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147—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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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看王小林《从朱子学到古道论》，载《人文学报》（中坜：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2006年12月）三十期，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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