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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历来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乃至人人心头暗揣的皇帝梦，到明末，终于有人起来将它彻底击碎了。皇帝字眼，在黄宗羲那里已彻底是负面的存在：“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2]“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而类似批判，并不仅见于黄宗羲，实际是明末清初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例如雍正间吕留良案，案主曾静在其《所知录》中，将过往皇帝一语概括为“光棍”，提出对皇帝“成份”加以彻底改造：“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23]此话的重点，与其说鼓吹儒者当皇帝，毋如说鼓吹“知书”方配得上治国。因为“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会讲道理、不胡来。善意、理性的政治，只能是讲道理、不胡来的政治。对此，他们有原则，甚至也有初步的制度构想。原则方面，黄宗羲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24]，权力不代表真理，权力与真理不构成等式，这与我们今人“反独裁”是同样的意思。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扼止独裁的办法，就是“公其非是于学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25]这里的“学校”，与现在纯粹的教育机构有些不同，或可解释为国家政治人材储备地。里面的人，既是学生身份也是未来的从政者；他们“知书”、有知识理性，当前又置身“朝堂”之外，与乌七八糟的利益无关，大致相当于有独立见解的专家型政治评议人。所以，“公其非是于学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这样的环节即便一时谈不上政治决策过程民主化，但对君权发生一定约束、制衡作用，显然是可期待的。其实更重要一点在于，这是新的政治思路和方向的打开、开启，沿此探索下去，谁能说中国人断然提不出类似代议制那样的设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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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明末的精神思想高度，明显表现在新兴社会实践及其代言者那里，而非表现于别的事情。但何其不幸，这进程却迭遭两次隔碍。明末的农民战争和满清入侵，各有其必然，又各有其偶然。其必然，在于明王朝近三百年作孽多端、积重难返、窳败不堪、千疮百孔，早就如坐火山顶上，内忧与外患，都是一触即发；最终而言，明朝无论亡于李自成还是亡于满清，都应该说合情合理、咎由自取。其偶然，则是从历史大方向来看，内乱和外侵同样扰乱了中国的脚步；彼时中国，黄宗羲以“天崩地解”[26]称之，大怀疑和大批判的精神磊然而起，相对于即将到来的变革，“虏”“寇”之乱非但不处于同一方向，反倒令之铩羽折翅、鱼池水干，恰似黎明前本来极黑暗之际，地平线一缕曙光微微露出却倏忽消失，转而又沉入更深的黑暗。正因此，当我偶然见到“黑洞”一词的解释——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逃逸——当即想到，这简直就是明末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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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此与可能的重大变革失诸交臂，令人怅惘。不过，此亦为历史所常有。对于历史，有人完全取理性主义，有人待以不可知论，恐怕各有偏至。总的来说，笔者不怀疑历史有其大方向，但就具体一时一地之事看，历史恐怕确实并不像理性主义者讲的那样富于规则、有规律可循，相反，种种的偶然、难以捉摸的情形屡见不鲜。明末这段历史，便属于后者。我们曾听说“资本主义”——不用这个指向性过强的术语，代以“现代文明”一词也许较好——不可能从东方的历史和文化自发产生；它另一种意思是，中国通往现代，只能依靠西风东渐、由外铄我的途径，甚至引出自由、民主等理念天然不合中国之论。诸如此类，非破不可；一因它们有碍我们对更好社会的探索追求，二来也全非历史事实。对这种论调，如果细致考察过中晚明的社会及文化，都很难不表质疑。当时中国明显自发地进入了“转型”通道，这结论应谓毋庸置疑。只是这一前景，被突发事态拦腰截断，继而由于满清的统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压制了中国原有的历史文化苦闷。换言之，中国所以未能延续“转型”过程，纯属意外。历史上，这种意外不在少数。远的不说，近现代两次中日战争，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中国历史轨迹。故而，历史一面有其必然，一面也随时发生偶然；虽然总的来说，必然力量千回百折终归要实现，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误与迟缓，也实实在在令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运气”层面接受考验。我个人认为，从“古典”向“现代”转化中，中国的“运气”明显不如欧洲。当然，“运气”也有在我们一边的时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后，较之于别处（小亚细亚至欧罗巴大陆一带），我们的局面相对简单，麻烦较少，而能建起比较充分、稳固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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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历史兴废不由人意，我们只有仰而受之，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我们不可以不知其来历，不可以泯其真相，尤不可以错过它的教益。中国人说，往时难谏、来日可追；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往鉴今，是历史对我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历史包含各种人力难及的启迪，许多问题，我们穷以一生、苦思冥想或许仍不能破解，到历史中却能轻松找到答案。这就是历史的宝贵，是它值得我们热诚相待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知识上，人类有诸多学习的途径，或者说，有许多师法的对象；在我看来，自然和历史是其中最好的两位老师，因为它们从不说谎，也几乎不会用虚离矫伪的义理误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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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云眉选注《鲒埼亭集文集选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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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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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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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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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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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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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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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顺便指出，所谓“五四运动”提出过“反帝反封建”口号，也纯属“错案”。学者李新宇有文《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以详备的考据，相当有力地说明当时根本不曾有这口号，尤其“反封建”提法，更是“五四已经过去几年”（亦即马克思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后方才出现。文见《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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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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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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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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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顾诚《南明史》序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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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续修四库全书》五九六·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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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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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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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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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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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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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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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3，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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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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