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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死了。他在李自成军攻陷皇城时，毅然自缢。作为皇帝，这样死去史不多见，说到历来以身殉国的皇帝，他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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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死，被当成明朝灭亡的标志。姑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这部已印三百余次、总发行量据信超过四千万册、流传极广的辞书，于其卷末《历代纪元表》，将明代的起迄标注为“1368—1644”，所列最末一位君主即是思宗朱由检，也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崇祯皇帝。对此，大中学校历史教材如出一辙，每位学生所得知识，都是在崇祯上吊的那天，明朝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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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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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死与明朝灭亡之间，不能划等号。史家以崇祯死国为明亡标志，是为求简便而将历史以整数相除。真实的历史却往往不是整数，还有许多的事实，如同隐藏在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只求整数，这些事实就被抹去或省略。对专业治史者来说，求整数只是一种简化，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不会受此影响。然而，以外的人却不免陷入错误知识而且并不自知，他们会认真地以为，在崇祯自尽或者清兵进入北京那一刻，明朝就此亡掉。这是一个占据现在绝大多数人头脑的错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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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形，其实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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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清晨，崇祯死后，北京为李自成所占。大顺军控制了黄河以北、山海关以南，包括陕、晋、鲁、北直隶和约一半河南在内的数省区域。如果手头有明朝版图，你立刻可以直观地看到，这是一片不大的区域；而且，这种控制并不牢固，总的来说还相当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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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甲戌日）至27日（己卯日）[1]，明军吴三桂部和满清联军，与李自成大战于山海关一片石，将后者击溃。李自成败退北京，于5月29日匆匆称帝，“是夜，焚宫殿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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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清军进入北京。但是，大顺军溃逃所留下的地盘，并未立即纳入满清控制之下。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满清对原属明朝疆土的掌控微乎其微；大致，仅北直隶（以今河北为主）一地而已。其左近处，晋、陕两省尚在争夺中（与李自成），而河南和山东的大部，一时间满清、大顺和大明谁都不能据有，互有交错。至于此外的广邈地方，满清干脆连一只脚印也还不曾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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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此时明朝，虽旬月中，京师两番易手，从朱姓先改李姓，复改爱新觉罗氏，但亦仅此而已。所谓巨变，除了京师周遭可算名副其实，其他地方都谈不上。关外（所谓“建州”）后金崛起已近三十年，陕晋之乱也有十多年，张献忠1640年就攻打了四川……这些，均不自1644年始。如果说明朝是个烂摊子，则崇祯在世即已如此，而他殉国之后，暂时也没有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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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地区，到此仍是明朝之天下。自荆楚以至浙闽，从淮河迄于粤、桂、滇，都还姓朱。它们不单面积广大，尤其重要的是，皆系中国富饶之地，天然粮仓几乎悉数在此（除天府之国已成瓯脱），工商于兹为盛，税赋根基未尝动摇，换言之，在这乱世之中，明朝财力仍属最强。对此，当时一位民间战略家“布衣陈方策”，上书史可法，这样分析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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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岁输粮米数百万，金钱数百万以供京边，动称不足。今我粮运、银运尽行南还，贼将存仓之余粒、栲索之金为泉源乎？贼其饥矣，贫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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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北事失利未必只有害处，一定意义上，竟也等于甩掉个包袱。北地苦瘠，物产不丰，迁都后，一直靠南边通过运河输血供养。如今，南方钱粮再不必北输，“尽行南还”，岂非卸掉大大的包袱？这位陈布衣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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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天下之大，贼仅窃十之一二，我犹居十之八九。且贼瘠我肥，贼寡我众，贼愚我智，贼饥我饱，贼边我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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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稍嫌轻浮，所论则大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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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朝为两京制，北京之外，还有南京。朱棣以北京为京师后，南京旧制保存未变，从六部到国家礼器一应俱全。过去二百多年，这种叠床架屋的配制不免糜耗冗费，谁承想，当初这因朱棣篡位而形成的制度，现在意外起到“系统备份”的作用，使明朝免于崩溃。事实上，因着南京这套备用系统的存在，面对京师沦陷乃至国君殒命，明朝所受到的打击并非想象的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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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看武装力量。福王南京称帝后，史可法对兵力重新部署，将江北明军主力设为“四镇”，每镇兵额三万，四镇兵力计十二万。但这是计饷的定额，每个年度“每名给饷二十两”[4]，十二万部队一年耗银二百四十万两，而朝廷整个财政年入六百二十万两[5]，此已用掉三分之一强，所以必须严格控制额度。然而，计饷的兵额并不是各镇实际兵力。《小腆纪年附考》有一处提到，“四镇之兵不下数十万人”[6]，绝非区区之十二万；另一处说，单单四镇中最强的高杰所部，便计“十三总兵，有众四十万”[7]。四镇之外，明军主力还有一个“巨无霸”，这便是驻扎湖北的左良玉部。左部之强，四镇加起来也抵不过——“良玉兵无虑八十万，号称百万”[8]（陈方策给史可法上书中，也说“左镇拥兵数十万”[9]）。以上数字应有水分，未足信凭，但反过来说，朝廷出于财政原因所定下的江北四镇各三万、楚镇五万余兵力[10]的额度，同样不代表真实的数字。因各镇实际兵力原不止此，何况他们为增强自身实力，还都有扩军之举。例如，“泽清在淮安，选义坊之健者入部，肆掠于野。（淮抚田）仰无如何，乃为请饷。”[11]但朝廷拿不出钱来，对军纪的败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抢掠，军方还在各地自行征税，“时四镇私设行盐理饷总兵监纪等官，自划分地，商贾裹足，民不聊生。”[12]其实，“私设”二字无从谈起，在史可法的“四镇”规划中，“仍许各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置器之用”[13]一语，载于明文，可见并非“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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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这时明朝军队有账面内（计饷）和账面外（未计饷）之分。后者超过前者多少，没有翔实数据，但依“传闻”推想，多上几倍大概不成问题。而账面内（计饷）兵力，《三垣笔记》提供了确切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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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四镇：各三万，共十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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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镇：五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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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营：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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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善等八镇：共十二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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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合计三十五万。如按多三倍算，明朝实际兵力这时仍超百万。这样估计似乎并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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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有天下膏腴之地、国家组织完好、拥兵百万——这样一个朝廷，距“灭亡”二字不亦远乎？而它的对手或敌人：李自成已经溃不成军；张献忠始终抱定流寇哲学；满清刚刚入关、立足未稳，且与李自成继续缠斗、脱不开手。四大势力的处境，明朝可谓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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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教科书为求简便可以把1644年当做一个重要标识，作为史实我们却应知道，这一年明朝不仅仍然健在，而且底气颇足。它的确遭遇严重危机，但不能与“灭亡”混为一谈。对它来说，类似的危机过去就曾有所经历。1449年，“土木之变”致英宗被俘，严重性相仿，明朝却起死回生，又延祚二百年。那么，怎见得1644年最终不可以是另一次“土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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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费这些笔墨，反复辨析不当以1644年为明亡标志？第一，这知识本身是错的，是年，明朝不过死了一位皇帝，却很快又有了新皇帝，国家机器继续运转。第二，虽然政治中心从北京转到南京，并且失去对黄河以北的控制，但这政权既不支离破碎，更没有陷于流亡境地，某种意义上，其客观条件比对手们更优越。第三，倘若以为明朝随着崇祯自缢而亡了，不知道至此它其实仍然活得好好的，甚至有能力和大把的机会去收复失地、重整山河，那么我们不光在史实上出错，实际也无法搞懂明朝怎样灭亡以及为何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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