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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善等八镇：共十二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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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合计三十五万。如按多三倍算，明朝实际兵力这时仍超百万。这样估计似乎并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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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有天下膏腴之地、国家组织完好、拥兵百万——这样一个朝廷，距“灭亡”二字不亦远乎？而它的对手或敌人：李自成已经溃不成军；张献忠始终抱定流寇哲学；满清刚刚入关、立足未稳，且与李自成继续缠斗、脱不开手。四大势力的处境，明朝可谓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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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教科书为求简便可以把1644年当做一个重要标识，作为史实我们却应知道，这一年明朝不仅仍然健在，而且底气颇足。它的确遭遇严重危机，但不能与“灭亡”混为一谈。对它来说，类似的危机过去就曾有所经历。1449年，“土木之变”致英宗被俘，严重性相仿，明朝却起死回生，又延祚二百年。那么，怎见得1644年最终不可以是另一次“土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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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费这些笔墨，反复辨析不当以1644年为明亡标志？第一，这知识本身是错的，是年，明朝不过死了一位皇帝，却很快又有了新皇帝，国家机器继续运转。第二，虽然政治中心从北京转到南京，并且失去对黄河以北的控制，但这政权既不支离破碎，更没有陷于流亡境地，某种意义上，其客观条件比对手们更优越。第三，倘若以为明朝随着崇祯自缢而亡了，不知道至此它其实仍然活得好好的，甚至有能力和大把的机会去收复失地、重整山河，那么我们不光在史实上出错，实际也无法搞懂明朝怎样灭亡以及为何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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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1644年明朝未亡，不单是弄清史实或纠正一个错误知识。不能因满清占领了北京，就立刻将它奉为中国权力的正统。仅以北京的得失为这样的标志，既有夸大之嫌，更是提前用后事看当下。1937年，中国也曾失去国都，是否可说中国就此亡国？这一类比，因后续历史的不同，也许不甚恰当；然而仅就1644年而言，其实并无不可。对清朝在中国历史的二百六十年整体存在如何定义，可另外讨论，但在1644年，它是入侵者，是汉民族的敌人，是中国正统权力的颠覆者，此一历史原态没有含糊其辞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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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这个问题，不必说确与民族感情有关，南明这段历史两次形成热点，一次在清末民初，一次在抗日时期。前者本身就是民族原因所致，满清统治中国后，严厉禁蔽明末真相，将明史截断于崇祯之死，由清廷钦定的《明史》只写到庄烈帝（崇祯），也就是说，今之所谓明亡于崇祯的框架，正是来自满清。与此同时，满清决然封杀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诸朝，以及清初“明遗民”有关这段的史著，为此不惜制造一起又一起文字狱。这种遮蔽与掩杀，一直维持到同光之际，因其自身强弩之末才渐有松弛。所以，一旦清室逊位、进入民国，与排满思潮相呼应，学界立即涌起挖掘、修复这段历史的强烈愿望。等到日寇侵华、国府西迁，相似的情境再次触动历史记忆和心灵体验，使人们从新的层面看待和感悟明末。这种记忆与体验包含民族认同和精神溯源的可贵价值，正像明末清初诸多爱国者，每每追忆着岳飞、文天祥去激励自己那样。这时，崇祯死后的明代历史，隐然具有如何看待中华正统的意味。虽然国运日蹇、虎狼在前，爱国志士却不改坚贞，且不说国犹未亡，即便江山易手，国统也犹存心中——这是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谈迁、方以智等许许多多“明遗民”所树立的榜样和传统。较之于此，轻言满清占据北京、明朝即告灭亡，置历史于何地，又令先贤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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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远远而来的大河，穿山越岭，走过不同路段，滚滚向前。这种向前并非对过去的抛却，相反，所历之处的大地精华会流动在整条河流之中，携往未来。唯有这样看，历史才是庄重和有尊严的。之所以斤斤计较明代是否亡于1644年，不在于时间上区区一二年之差，而在于坚持历史的伦理层面不苟且。若干年中，这种苟且已达于荒唐。诸如王眧君从悲情人物变成光明使者、岳武穆失去“民族英雄”光环。起李陵、文天祥、左懋第等于地下，他们似乎已然面目无光。顺此逻辑，则洪承畴、吴三桂之徒，有朝一日将被膜拜为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功臣。这背后，是一种实用主义历史观，取舍只问是否有利当下、合乎现实需要。其实不必如此，如前所说，历史有不同路段，完全可以分而论之。今日怎样、当时如何，各予尊重，有何不可？为何非要强史就今、驱策历史为现实服务？这做法，于现实或有若干便利，而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看，却割裂传统、造成历史伦理淆乱、致使一些重要而基本的是非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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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正这种偏差，不妨自重新确认明末历史始：在1644年，不管论以统序，还是质诸实际，满清并不具备南京的权威性，更不要说取代它。明朝作为当时中国之权力正统，至少维持到1645年6月7日（旧历五月十四丙午），亦即明京营总督、忻城伯赵之龙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向全境臣民正式下达投降书的那一天。这是满清真正成为中国统治者的时刻；此后，南部虽有隆武、永历等政权继续存在，但我们可以认为，奉明朝正朔的历史到此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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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为大致时间范围，具体过程，诸记不一。《燕都日记》、《请兵始末》说5月24日（丙子）吴三桂与李自成战于一片石，次日，清兵助吴大破李军。《明史》《东华录》《逆臣传》则记载，5月26日（戊寅）吴与李战，27日清兵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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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冯梦龙编《中兴实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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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冯梦龙编《中兴实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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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藏氏史臣（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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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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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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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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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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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冯梦龙编《中兴实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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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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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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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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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圣安皇帝本纪》《弘光实录钞》《南渡录》等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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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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