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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看，中国历史此时已处在突破、转型的前夜，至少，新的问题已经提出。倘若不被打断，顺此以往，应能酝酿出某种解答。满清入主，瞬间扭转了矛盾与问题的焦点。先前中国从自身历史积攒起来的内在苦闷，被民族冲突的外在苦闷所代替或掩盖；本来，它可能作为中国历史内部的一种能量，自发探求并发现突破口，眼下却被压抑下去或转移到别处，以至于要等上二百年，由西方列强帮我们重新唤醒、指示这种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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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已经身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于读史时的所思。毋庸讳言，它带着很大的猜想性。但这猜想，究竟不是凭空从笔者脑中而来，而是对扑鼻的历史气息的品咂与感应。读计六奇《北略》《南略》、黄宗羲《弘光实录钞》、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文秉《甲乙事案》、夏允彝《幸存录》、王夫之《永历实录》、谈迁《国榷》……心头每每盘旋一个问题：这些人，思想上均非对君主愚忠、死忠之辈，不同程度上，还是怀疑者、批判者，却无一例外在明清之际坚定选择成为“明遗民”。他们有人殊死抵抗，有人追随最后一位朱姓君主直至桂中，有人远遁入海、死于荒渺，有人锥心刺骨、终生走不出“甲申”记忆……民族隔阂无疑是原因之一，但这既不会是唯一原因，而且从这些人的精神高度（注意，其中有几位十七世纪东方顶尖的思想家和学问家）推求，恐怕亦非主要原因。我所能想到的根本解释，应是他们内心十分清楚，这一事态意味着在巨大的文明落差下中国的方方面面将大幅后退。他们拚死保护、难以割舍的，与其说是独夫民贼，不如说是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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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遗民”是大现象、大题目，人物、情节甚丰，而且其中每可见慷慨英雄气，绝非人们从字眼上所想的冥顽不灵一类气质。就眼下而言，我们着重指出明末这段历史的幽晦与复杂、人性的彷徨与背反，包括社会心理或个人情感上的苦痛辛酸、虬结缠绕，并非一部“阶级斗争史”可以囊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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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历史的时间并不长，基本从二十世纪开始。之前，既缺少一种超越的视野（对传统的摆脱与疏离），也缺少文化上的参照系（不知有世界，以为中华即天下），还缺少相应的理念和工具（对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论颇精要）。以中国历史之长，这一工作又开展得如此之晚，其繁重与紧迫可想而知。即使如此，我们却仍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时间，被限制在一种框架之下，使历史认识陷于简单化和概念化，欠账实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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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明末这段历史，对观察全球化以前或者说自足、封闭状态下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可谓不可多得的剖截面，但迄今获取的认识与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相比，却单薄得可怜。它先在二十世纪初排满运动中、后在抗日时期，以历史情境的相似令人触景生情，两次引起学界注意，陈去病、柳亚子、朱希祖、孟森、顾颉刚、谢国桢诸先生或加以倡重，或亲自致力于材料、研究，创于荜路蓝缕，有了很好的开端。五十年代起，思想归于一尊，同时还有各种“政策”的约束，对明末历史的探问颇感不便与艰难，渐趋平庸。举个例子，钱海岳先生穷其一生所撰，曾被柳亚子、朱希祖、顾颉刚等寄予厚望的三千五百万字巨著《南明史》百二十卷，一直静置箧中，直到新世纪的2006年（作者已过世三十八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像《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那样的著作，本来不无价值，但它们的矗立，却是作为一种警示性标志，起到排斥对于历史不同兴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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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条通道，现实由此而来；使它保持通畅的意义在于，人们将对现实所以如此，有更深入的、超出于眼前的认识。每个民族都需要细细地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越透彻就越聪明，以使现实和未来朝较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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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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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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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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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明儒学案》上册，中华书局，1986，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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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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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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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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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死了。他在李自成军攻陷皇城时，毅然自缢。作为皇帝，这样死去史不多见，说到历来以身殉国的皇帝，他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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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死，被当成明朝灭亡的标志。姑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这部已印三百余次、总发行量据信超过四千万册、流传极广的辞书，于其卷末《历代纪元表》，将明代的起迄标注为“1368—1644”，所列最末一位君主即是思宗朱由检，也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崇祯皇帝。对此，大中学校历史教材如出一辙，每位学生所得知识，都是在崇祯上吊的那天，明朝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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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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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死与明朝灭亡之间，不能划等号。史家以崇祯死国为明亡标志，是为求简便而将历史以整数相除。真实的历史却往往不是整数，还有许多的事实，如同隐藏在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只求整数，这些事实就被抹去或省略。对专业治史者来说，求整数只是一种简化，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不会受此影响。然而，以外的人却不免陷入错误知识而且并不自知，他们会认真地以为，在崇祯自尽或者清兵进入北京那一刻，明朝就此亡掉。这是一个占据现在绝大多数人头脑的错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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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形，其实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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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清晨，崇祯死后，北京为李自成所占。大顺军控制了黄河以北、山海关以南，包括陕、晋、鲁、北直隶和约一半河南在内的数省区域。如果手头有明朝版图，你立刻可以直观地看到，这是一片不大的区域；而且，这种控制并不牢固，总的来说还相当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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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甲戌日）至27日（己卯日）[1]，明军吴三桂部和满清联军，与李自成大战于山海关一片石，将后者击溃。李自成败退北京，于5月29日匆匆称帝，“是夜，焚宫殿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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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清军进入北京。但是，大顺军溃逃所留下的地盘，并未立即纳入满清控制之下。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满清对原属明朝疆土的掌控微乎其微；大致，仅北直隶（以今河北为主）一地而已。其左近处，晋、陕两省尚在争夺中（与李自成），而河南和山东的大部，一时间满清、大顺和大明谁都不能据有，互有交错。至于此外的广邈地方，满清干脆连一只脚印也还不曾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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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此时明朝，虽旬月中，京师两番易手，从朱姓先改李姓，复改爱新觉罗氏，但亦仅此而已。所谓巨变，除了京师周遭可算名副其实，其他地方都谈不上。关外（所谓“建州”）后金崛起已近三十年，陕晋之乱也有十多年，张献忠1640年就攻打了四川……这些，均不自1644年始。如果说明朝是个烂摊子，则崇祯在世即已如此，而他殉国之后，暂时也没有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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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地区，到此仍是明朝之天下。自荆楚以至浙闽，从淮河迄于粤、桂、滇，都还姓朱。它们不单面积广大，尤其重要的是，皆系中国富饶之地，天然粮仓几乎悉数在此（除天府之国已成瓯脱），工商于兹为盛，税赋根基未尝动摇，换言之，在这乱世之中，明朝财力仍属最强。对此，当时一位民间战略家“布衣陈方策”，上书史可法，这样分析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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