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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23 《洪武京城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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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25 朱元璋定都南京,朱棣将它迁往北京。甲申,北京沦失,明廷又回到南京。像是一个轮回,有明近三百年历史,从南京始,于南京终;开国皇帝在此登基,末代君主却也是在这里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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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27 “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那个“让”字言之不虚,当时最能捷足先登者,便是路振飞,因为几位藩王均逗留于他的府治,北都之变的情报也是他最先获知,他若愿将“定策”奇功揽在怀中,确有近水楼台之便。所以,早就有人“劝”他“去南京扶立”。但路振飞一不贪功,二以守责为重,三顾全大局,没有接受那种劝告。可是他的姿态不能代表别人;上述一番话,足以显现当时觊觎“定策”者甚众,上蹿下跳,争先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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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29 活动最积极而又起到一种凝聚作用的,是马士英。此时他身居凤阳总督之职,不在南京政治核心内,没有资格直接参与定夺。但他制订了一个强有力的方案,分别争取了驻扎在江北的明军主力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的支持,以及南京所谓“勋臣”(开国元勋后代)例如诚意伯刘孔昭等的支持,加上某些非主流朝臣(例如吏科给事中李沾),形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纽带是拓展话语权,马士英本人和武人集团均在政治核心以外,有表态权,不能参加集议;而“勋臣”虽然可以参与政治决策,在明代的文官政治结构中却长期边缘化。基于这样的诉求,以马士英为主角,几股力量聚成一团。严格说来,他们虽有共同的敌人,却无共同的利益,本质上乃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有力量,主要是因为兵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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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31 真正有利益认同的,是东林党人。这是政敌们加予他们的称谓。在古代,“党”是负面的贬义词,从黑,本义为晦暗不明。《说文》曰:“党,不鲜也。”《论语》曰:“吾闻君子不党。”孔颖达注:“相助匿曰党。”不过,“党”字摆脱旧义而向现代含义转化,也正是自东林始,因此我们现在能够安然使用“东林党人”一语而不必理会当时那种泼脏水的居心。其次,由于并不存在相应的真正的组织,东林党人并非一种确切所指,某人之被归入其中,多半根据对方的人脉、行迹,或干脆依主观印象来断。宽泛地说,东林党实际就是明末政坛一些抱改革意向的人,他们希望朝政立脚点放到“天下为公”上面,反对“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24],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人和现象——太监、奸贪、皇族直至皇帝本人。这样的政治立场,在天启年间激发了借权力追逐私利者的强烈反弹,构成惨祸。崇祯即位后,很快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定魏忠贤阉党为逆案,从此,东林党人成为政界主流。基本上,崇祯皇帝本人就是改革派,虽然后来在内外交迫、焦头烂额的处境下,他颇有反复和矛盾,但终崇祯一朝,东林党人的主流地位始终未变。眼下,南京政治核心即由他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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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33 当然,也有像高弘图(南京户部尚书)以及路振飞那样的官员。他们资望深厚,努力保持个人独立性,无党无派。不过,在政见上,他们往往与东林党人一致,少有隙罅;以后,我们会在高弘图的表现中清楚看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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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38 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49]
1706900439 黑洞:弘光纪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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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41 崇祯诸子全无下落,可居大位者只能到近支藩王中找。而以当时实际,范围亦属有限,无非是在南撤淮安的几位藩王中挑一个。顾炎武说:“大臣多意在潞王。”[25]他所说的“大臣”,实即东林党人或与之气味相投者,他们在南京政坛占有绝对优势。此议之源出,李清《南渡录》说:“倡议者,钱谦益也。”[26]钱是东林魁首,人脉甚广,由他提出倡议,号召力自然不同。果然,“兵部侍郎吕大器主谦益议甚力,而右都御史张慎言、正詹事姜曰广皆然之。”[27]这几位均为南都大僚,重量级人物。与大人物表态同时,还有两个低级别官员卖力地到处游说,争取更多支持。一时间,潞王呼声甚高,看上去似乎非他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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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43 尤其是,史可法也倾向于潞王。这使得迎立潞王的可能性显得更大。钱谦益倡议提出时,史可法尚军次浦口,南京高层在高弘图召集下连日讨论,并将讨论的内容以信使告知史可法;同样,他也收到反对者的来信。对此,《国榷》这样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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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45 南京闻变,兵部尚书史可法前将三千骑勤王,出屯浦口。户部尚书高弘图、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等连日议。潞王伦稍疏,惠王道远难至,亲而且近莫如福王。史可法意难之。总督凤阳马士英移书以商于可法。可法以福王不忠不孝,难主天下,逡巡而未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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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47 简言之,南京大臣们建议迎立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或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福王当立。明显地,史可法不喜欢福王,倾向于潞王,但却迟迟拿不定主意,沉吟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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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49 他犹豫什么呢?就在于“潞王伦稍疏,惠王道远难至,亲而且近莫如福王”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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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51 里面提到三个人:潞王、惠王、福王。这三人,头两位各有“不足”——潞王是“伦稍疏”,惠王是“道远难至”——唯独福王“亲且近”。反推之,潞王的问题在于“近”而不“亲”,惠王倒是满足于“亲”,可惜又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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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53 这绕来绕去嚼舌头似的,究竟啰嗦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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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55 先挑简单的说:“近”字易解,就是此时此刻人在哪儿。潞王和福王都到了淮安,近在咫尺;惠王却人在湖广荆州府,不但远,路途也不太平,故曰“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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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57 至于那个“亲”字,我等却不免为之稍稍犯晕。它讲的是,封建礼法中的继承权顺序。基本原则是,一、先直系后旁支;二、旁支间由近而远;三、所有情形下先长后幼——唯有一个例外,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29],亦即嫡出为先,哪怕齿序居后。大致如此,再补充一点,这个顺序,不单为皇家决定继承人时所遵守,即便民间百姓,一旦继承、析分家产也是如此讲究。因为中国式家族具有盘根错节、举世无双的结构,必得将这种结构如此梳理出一番条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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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59 当时明朝王室枝叶,我们也不追溯太远,从崇祯的爷爷亦即以“万历皇帝”为人所知的明神宗说起。神宗传位于太子朱常洛,是为光宗;光宗死,长子朱由校即位,就是那位宠信魏忠贤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后,膝下无子,朱由检以“兄终弟及”登基,成为崇祯皇帝。眼下,按第一顺序,该崇祯诸子的某一位登上皇位——但我们已知,他们全都没有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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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61 第二顺序,理论上是天启那一支,但这全无意义,否则当初也轮不着崇祯当皇帝。接着往上推,第三顺序,应为光宗所出其他皇子或其后代,但是,除了天启、崇祯两位,他没有别的儿子,这条线索也就此PASS。于是轮到第四顺序,即光宗的兄弟抑或神宗其他儿子及其后代。这时,人选浮现了:神宗诸子活下来的,一共五位,长子常洛(光宗)、三子常洵、五子常浩、六子常润、七子常瀛,这五兄弟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被这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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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63 冬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封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润惠王,常瀛桂王,诏赦天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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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65 我们从中看到了“福王”、“惠王”的字眼,没错,他们都是光宗之弟,目前皇室中血缘最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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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67 那么,潞王血缘如何?第一代潞王名叫朱翊镠,他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弟弟,眼下袭爵的则是他儿子朱常淓。换言之,这位潞王跟天启、崇祯两位皇帝以及现福王朱由崧,为叔侄关系,这从他名字中那个“常”字即可知。然而,辈分高并不能帮上他的忙,彼此比一比,福王是神宗直系后裔,潞王却算旁亲。这便是前面所谓“伦稍疏”的具体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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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0469 其实,远不是“稍疏”;严格依礼法来论,朱常淓的资格简直不必考虑,排在他前头的即便不算崇祯诸子,也有四位之多。但话说回来,福王朱由崧也并非头号人选。这个位置属于瑞王朱常浩,亦即朱由崧的亲叔叔,此时还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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