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00420
1706900421
1706900422
1706900423
《洪武京城图志》。
1706900424
1706900425
朱元璋定都南京，朱棣将它迁往北京。甲申，北京沦失，明廷又回到南京。像是一个轮回，有明近三百年历史，从南京始，于南京终；开国皇帝在此登基，末代君主却也是在这里亡国。
1706900426
1706900427
“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那个“让”字言之不虚，当时最能捷足先登者，便是路振飞，因为几位藩王均逗留于他的府治，北都之变的情报也是他最先获知，他若愿将“定策”奇功揽在怀中，确有近水楼台之便。所以，早就有人“劝”他“去南京扶立”。但路振飞一不贪功，二以守责为重，三顾全大局，没有接受那种劝告。可是他的姿态不能代表别人；上述一番话，足以显现当时觊觎“定策”者甚众，上蹿下跳，争先恐后。
1706900428
1706900429
活动最积极而又起到一种凝聚作用的，是马士英。此时他身居凤阳总督之职，不在南京政治核心内，没有资格直接参与定夺。但他制订了一个强有力的方案，分别争取了驻扎在江北的明军主力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的支持，以及南京所谓“勋臣”（开国元勋后代）例如诚意伯刘孔昭等的支持，加上某些非主流朝臣（例如吏科给事中李沾），形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纽带是拓展话语权，马士英本人和武人集团均在政治核心以外，有表态权，不能参加集议；而“勋臣”虽然可以参与政治决策，在明代的文官政治结构中却长期边缘化。基于这样的诉求，以马士英为主角，几股力量聚成一团。严格说来，他们虽有共同的敌人，却无共同的利益，本质上乃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有力量，主要是因为兵权在握。
1706900430
1706900431
真正有利益认同的，是东林党人。这是政敌们加予他们的称谓。在古代，“党”是负面的贬义词，从黑，本义为晦暗不明。《说文》曰：“党，不鲜也。”《论语》曰：“吾闻君子不党。”孔颖达注：“相助匿曰党。”不过，“党”字摆脱旧义而向现代含义转化，也正是自东林始，因此我们现在能够安然使用“东林党人”一语而不必理会当时那种泼脏水的居心。其次，由于并不存在相应的真正的组织，东林党人并非一种确切所指，某人之被归入其中，多半根据对方的人脉、行迹，或干脆依主观印象来断。宽泛地说，东林党实际就是明末政坛一些抱改革意向的人，他们希望朝政立脚点放到“天下为公”上面，反对“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24]，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人和现象——太监、奸贪、皇族直至皇帝本人。这样的政治立场，在天启年间激发了借权力追逐私利者的强烈反弹，构成惨祸。崇祯即位后，很快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定魏忠贤阉党为逆案，从此，东林党人成为政界主流。基本上，崇祯皇帝本人就是改革派，虽然后来在内外交迫、焦头烂额的处境下，他颇有反复和矛盾，但终崇祯一朝，东林党人的主流地位始终未变。眼下，南京政治核心即由他们构成。
1706900432
1706900433
当然，也有像高弘图（南京户部尚书）以及路振飞那样的官员。他们资望深厚，努力保持个人独立性，无党无派。不过，在政见上，他们往往与东林党人一致，少有隙罅；以后，我们会在高弘图的表现中清楚看见这一点。
1706900434
1706900435
1706900436
1706900437
1706900438
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49]
1706900439
黑洞：弘光纪事 五
1706900440
1706900441
崇祯诸子全无下落，可居大位者只能到近支藩王中找。而以当时实际，范围亦属有限，无非是在南撤淮安的几位藩王中挑一个。顾炎武说：“大臣多意在潞王。”[25]他所说的“大臣”，实即东林党人或与之气味相投者，他们在南京政坛占有绝对优势。此议之源出，李清《南渡录》说：“倡议者，钱谦益也。”[26]钱是东林魁首，人脉甚广，由他提出倡议，号召力自然不同。果然，“兵部侍郎吕大器主谦益议甚力，而右都御史张慎言、正詹事姜曰广皆然之。”[27]这几位均为南都大僚，重量级人物。与大人物表态同时，还有两个低级别官员卖力地到处游说，争取更多支持。一时间，潞王呼声甚高，看上去似乎非他莫属了。
1706900442
1706900443
尤其是，史可法也倾向于潞王。这使得迎立潞王的可能性显得更大。钱谦益倡议提出时，史可法尚军次浦口，南京高层在高弘图召集下连日讨论，并将讨论的内容以信使告知史可法；同样，他也收到反对者的来信。对此，《国榷》这样记述：
1706900444
1706900445
南京闻变，兵部尚书史可法前将三千骑勤王，出屯浦口。户部尚书高弘图、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等连日议。潞王伦稍疏，惠王道远难至，亲而且近莫如福王。史可法意难之。总督凤阳马士英移书以商于可法。可法以福王不忠不孝，难主天下，逡巡而未决。[28]
1706900446
1706900447
简言之，南京大臣们建议迎立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或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福王当立。明显地，史可法不喜欢福王，倾向于潞王，但却迟迟拿不定主意，沉吟犹豫。
1706900448
1706900449
他犹豫什么呢？就在于“潞王伦稍疏，惠王道远难至，亲而且近莫如福王”这一句。
1706900450
1706900451
里面提到三个人：潞王、惠王、福王。这三人，头两位各有“不足”——潞王是“伦稍疏”，惠王是“道远难至”——唯独福王“亲且近”。反推之，潞王的问题在于“近”而不“亲”，惠王倒是满足于“亲”，可惜又不“近”。
1706900452
1706900453
这绕来绕去嚼舌头似的，究竟啰嗦些什么呢？
1706900454
1706900455
先挑简单的说：“近”字易解，就是此时此刻人在哪儿。潞王和福王都到了淮安，近在咫尺；惠王却人在湖广荆州府，不但远，路途也不太平，故曰“难至”。
1706900456
1706900457
至于那个“亲”字，我等却不免为之稍稍犯晕。它讲的是，封建礼法中的继承权顺序。基本原则是，一、先直系后旁支；二、旁支间由近而远；三、所有情形下先长后幼——唯有一个例外，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29]，亦即嫡出为先，哪怕齿序居后。大致如此，再补充一点，这个顺序，不单为皇家决定继承人时所遵守，即便民间百姓，一旦继承、析分家产也是如此讲究。因为中国式家族具有盘根错节、举世无双的结构，必得将这种结构如此梳理出一番条理才行。
1706900458
1706900459
当时明朝王室枝叶，我们也不追溯太远，从崇祯的爷爷亦即以“万历皇帝”为人所知的明神宗说起。神宗传位于太子朱常洛，是为光宗；光宗死，长子朱由校即位，就是那位宠信魏忠贤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后，膝下无子，朱由检以“兄终弟及”登基，成为崇祯皇帝。眼下，按第一顺序，该崇祯诸子的某一位登上皇位——但我们已知，他们全都没有踪影。
1706900460
1706900461
第二顺序，理论上是天启那一支，但这全无意义，否则当初也轮不着崇祯当皇帝。接着往上推，第三顺序，应为光宗所出其他皇子或其后代，但是，除了天启、崇祯两位，他没有别的儿子，这条线索也就此PASS。于是轮到第四顺序，即光宗的兄弟抑或神宗其他儿子及其后代。这时，人选浮现了：神宗诸子活下来的，一共五位，长子常洛（光宗）、三子常洵、五子常浩、六子常润、七子常瀛，这五兄弟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被这样安排：
1706900462
1706900463
冬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封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润惠王，常瀛桂王，诏赦天下。[30]
1706900464
1706900465
我们从中看到了“福王”、“惠王”的字眼，没错，他们都是光宗之弟，目前皇室中血缘最近者。
1706900466
1706900467
那么，潞王血缘如何？第一代潞王名叫朱翊镠，他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弟弟，眼下袭爵的则是他儿子朱常淓。换言之，这位潞王跟天启、崇祯两位皇帝以及现福王朱由崧，为叔侄关系，这从他名字中那个“常”字即可知。然而，辈分高并不能帮上他的忙，彼此比一比，福王是神宗直系后裔，潞王却算旁亲。这便是前面所谓“伦稍疏”的具体含义。
1706900468
1706900469
其实，远不是“稍疏”；严格依礼法来论，朱常淓的资格简直不必考虑，排在他前头的即便不算崇祯诸子，也有四位之多。但话说回来，福王朱由崧也并非头号人选。这个位置属于瑞王朱常浩，亦即朱由崧的亲叔叔，此时还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