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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提到三个人：潞王、惠王、福王。这三人，头两位各有“不足”——潞王是“伦稍疏”，惠王是“道远难至”——唯独福王“亲且近”。反推之，潞王的问题在于“近”而不“亲”，惠王倒是满足于“亲”，可惜又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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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绕来绕去嚼舌头似的，究竟啰嗦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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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挑简单的说：“近”字易解，就是此时此刻人在哪儿。潞王和福王都到了淮安，近在咫尺；惠王却人在湖广荆州府，不但远，路途也不太平，故曰“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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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个“亲”字，我等却不免为之稍稍犯晕。它讲的是，封建礼法中的继承权顺序。基本原则是，一、先直系后旁支；二、旁支间由近而远；三、所有情形下先长后幼——唯有一个例外，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29]，亦即嫡出为先，哪怕齿序居后。大致如此，再补充一点，这个顺序，不单为皇家决定继承人时所遵守，即便民间百姓，一旦继承、析分家产也是如此讲究。因为中国式家族具有盘根错节、举世无双的结构，必得将这种结构如此梳理出一番条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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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朝王室枝叶，我们也不追溯太远，从崇祯的爷爷亦即以“万历皇帝”为人所知的明神宗说起。神宗传位于太子朱常洛，是为光宗；光宗死，长子朱由校即位，就是那位宠信魏忠贤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后，膝下无子，朱由检以“兄终弟及”登基，成为崇祯皇帝。眼下，按第一顺序，该崇祯诸子的某一位登上皇位——但我们已知，他们全都没有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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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顺序，理论上是天启那一支，但这全无意义，否则当初也轮不着崇祯当皇帝。接着往上推，第三顺序，应为光宗所出其他皇子或其后代，但是，除了天启、崇祯两位，他没有别的儿子，这条线索也就此PASS。于是轮到第四顺序，即光宗的兄弟抑或神宗其他儿子及其后代。这时，人选浮现了：神宗诸子活下来的，一共五位，长子常洛（光宗）、三子常洵、五子常浩、六子常润、七子常瀛，这五兄弟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被这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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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封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润惠王，常瀛桂王，诏赦天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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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看到了“福王”、“惠王”的字眼，没错，他们都是光宗之弟，目前皇室中血缘最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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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潞王血缘如何？第一代潞王名叫朱翊镠，他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弟弟，眼下袭爵的则是他儿子朱常淓。换言之，这位潞王跟天启、崇祯两位皇帝以及现福王朱由崧，为叔侄关系，这从他名字中那个“常”字即可知。然而，辈分高并不能帮上他的忙，彼此比一比，福王是神宗直系后裔，潞王却算旁亲。这便是前面所谓“伦稍疏”的具体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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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远不是“稍疏”；严格依礼法来论，朱常淓的资格简直不必考虑，排在他前头的即便不算崇祯诸子，也有四位之多。但话说回来，福王朱由崧也并非头号人选。这个位置属于瑞王朱常浩，亦即朱由崧的亲叔叔，此时还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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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浩既在血缘上与朱由崧一般近，又年长一辈，横竖都应是首选。然而，南京大臣讨论时，居然连提都没提到“瑞王”二字，岂不怪哉？这自然事出有因。朱常浩封地在汉中，恰恰是“贼祸”发源地，早就呆不得，几年前避难南下，辗转来到重庆，不料张献忠又杀奔而至。朱常浩至此已进退两难，事实上，一个月后（7月24日，旧历六月二十一丁丑）他就被张献忠捉住杀掉。当时还出了点故事：“瑞王之就执也，雷方震，献忠曰：‘若再雷者释之。’已而竟不免。”[31]运气就差了那么一点点。试想，连荆州的惠王都被认为“道远难至”，身困重庆的瑞王岂不是提都不用提么？除瑞、惠二王外，朱由崧的另一位叔父桂王朱常瀛景状相仿，封国在衡阳，此时被张献忠撵得避难广西梧州，也遥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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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情况细细交代一番，我们便明白“亲而且近莫如福王”究竟什么意思了。换言之，从理论到现实，朱由崧都是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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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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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情虽如此明了，南京的主流意见却偏偏对福王不感兴趣——东林党人公然倡议迎立潞王，还为此大搞串联；首席大臣史可法也搔首踟蹰，沉吟不决。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衮衮诸公不晓得按伦序福王当立？当然不是这样，他们对于圣贤之书滚瓜烂熟，个个是名教专家。莫非潞、福相较，此贤彼愚、良莠分明？这倒确实是一个焦点，史可法在答复马士英的信中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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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王则七不可，（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唯潞王讳常淓，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亦不远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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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席话，有说是史可法本人的看法（如《明季南略》），有说出于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史可法仅是将其转达给马士英（如《小腆纪年附考》）。不论如何，确有此议论；马士英后来一口咬定史可法应就此承担责任，从而给弘光政局埋下一大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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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东林党是改革派，论到不拘泥于礼法，抑或将是非看得皆比礼法重，这种可能性真的未必没有。刚才所引批评福王“七不可”那段话，明显是将贤愚置于伦序之上。关键是，潞王“素有贤名”的说法是真是假？有无事实根据？查一查史料，我们意外发现，东林党人在这件事上居然撒了谎。朱常淓之贤愚，与朱由崧半斤八两、彼此彼此，顶多以五十步而笑百步。以下，是当时朝中一些中立者的亲眼所见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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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指弘光皇帝朱由崧）既失国，咸恨不立潞王。时太常少卿张希夏奉敕奖王，独语大理寺丞李清曰：“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大理寺少卿沈胤培尝曰：“使王立而钱谦益相，其败坏与马士英何异！”[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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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夏受朝廷委使，与潞王直接接触，印象很一般，完全不认为“彼”（朱常淓）善于“此”（朱由崧）。这显然比东林党人并未与之打过交道而径言“素有贤名”来得靠谱。沈胤培说，假使迎立潞王而以钱谦益为宰相（既然他有首倡之功），跟福王、马士英的这组搭配比，结果其实是一样的。从钱谦益诸多表现看，事实多半将如此。直觉上我很怀疑，潞王“素有贤名”，根本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活动家们信口胡编的，他们根本不了解潞王为人如何，目的只是为弃福王、立潞王制造舆论。兵法云“兵不厌诈”，实际上政治比打仗更不“厌诈”。虽然东林的政治大方向较正派，但具体策略肯定有虚有实，必要时并不拒绝耍手段。像潞王这样的人，被说成“素有贤名”，实在对不上号。他就是一公子哥儿，平时以“广求古玩”为嗜好，“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34]。福王嗜酒，沉湎梨园，是个戏迷；潞王嗜古玩，喜欢围棋，是个棋迷——两者可不是半斤八两么，何来贤愚之分？或曰，皇宫里长大，一辈子除了吃喝玩乐就无事可做，哪个藩王能有例外？这倒真不一定。后来在福州即位为隆武帝的唐王朱聿键，就不这样。当然，并不是说潞王品质有多坏，他既不曾当国，我们就无从断言（其实，连朱由崧也未必有多“坏”）。然而，东林党人用以扶潞弃福的那句所谓“素有贤名”，确实只出于他们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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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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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先以为东林党人不重伦序，是想择善而立，结果发现并非如此。那么，这岂不是很有些可鄙了吗？倒也不宜这样匆忙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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