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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皇帝本纪》在“所收中原土地即归统辖”后面，多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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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恢复，爵为上公，与开国元勋同，准世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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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句亦见于《国榷》，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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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恢复，爵为上公，世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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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才算完整了解“设四藩”方案，也终于接触到它比较核心的地方。不错，它的确是一个务实、周密的军事防卫计划，但这计划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态度的务实和设计的周密，而取决于利益与权力的再分配或让步。假如没有后面那种实质内容，计划制订得再好，也引不起任何兴趣。俗话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到了明末这种光景，朝廷与军队之间，就是肉包子与狗的关系。不拿出相当的实惠，根本不可能调动军方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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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沉吟措辞是否得当，而可径直确认：“设四藩”差不多等于封了四个独立王国，不妨分别称之为“淮徐国”、“扬滁国”、“凤泗国”、“庐六国”。唐末藩镇军事割据时代又回来了，甚至退回到汉代初年实封异姓王（韩信、英布等）那样的状态。当然，史可法奏疏未有只言片语点破这一点，它好像只是谈论军事布局，但我们看得很清楚，布局是一方面，割据是另一方面——抑或不如说，表面上出于布局，内里是为着安抚军方、努力调动他们保护国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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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示，所谓“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文武分途”那套祖制，已徒具虚名。四藩尽有其兵、尽有其地、尽有其民，可在境内行使一切权力，是某一区域内绝对统治者。而且，不单现在明确划分好的区域归其所有，将来一旦征服新地，也通通作为奖赏装入他的腰包，完全是分茅裂土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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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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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明军，软甲肥马，盔刃铮然，装备相当精良。虽然后期明军缺饷严重、纪律很坏、屡尝败绩，但明军战斗力是否如表现的那么不堪一击，也值得考虑。《祁彪佳日记》所述证明，即便在弘光间，明军练兵标准仍然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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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间重要将领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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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通，陕西泾阳人。时为宣化总兵、密云总兵，而先降李自成，后降多尔衮，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明代武人“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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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发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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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统帅端坐帐中，发号施令，而大将及其所属，须跪接军令。图中帐内文官画得特别高大，并非偶然，实际是对明代以文抑武、视武人为豪猪健狗之徒军事制度的形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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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作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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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由总兵官担任方面军司令，投入具体战斗。明初，为使将领与兵权分离，对总兵官采取临时指派的办法，遇事佩印出战，事毕缴还，故称“充总兵官”。后演为常任，而再派文官督抚节制之，形成督抚＋总兵格局。史可法开府扬州，任务就是督师四镇（四大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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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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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行进队列，文官统帅居中，武人前后左右簇拥护卫，“右文主义”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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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二百多年来的以文抑武，以及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工具化和边缘化，到此宣告瓦解。或者说，最终证实那套办法没有真正解决国家与武力这一难题；它一度行之有效，只是因处和平现实，未经真正考验。基本上，崇祯朝十七年都在证明这一点——剿“贼”也好，平“虏”也罢，所以节节失利，追根寻源是军事制度无法适应实战需要。统治稳固时，它能够防范养虎遗患之弊，抑阻武力觊觎威柄的风险。但好事岂能全占？一俟“有事”，却发现并非“养兵千日”就可“用于一时”，从“养”到“用”的衔接与转换，有许多因素需要把握、安排，而明朝军事制度显然并未认真、深入、细致处理好这些问题，等到狼烟四起，突然发现自己空养了数百万军队，其实却是个豆腐渣体系，安内攘外，无一堪用；末了，国都沦陷，君被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