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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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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明军，软甲肥马，盔刃铮然，装备相当精良。虽然后期明军缺饷严重、纪律很坏、屡尝败绩，但明军战斗力是否如表现的那么不堪一击，也值得考虑。《祁彪佳日记》所述证明，即便在弘光间，明军练兵标准仍然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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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间重要将领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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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通，陕西泾阳人。时为宣化总兵、密云总兵，而先降李自成，后降多尔衮，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明代武人“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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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发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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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统帅端坐帐中，发号施令，而大将及其所属，须跪接军令。图中帐内文官画得特别高大，并非偶然，实际是对明代以文抑武、视武人为豪猪健狗之徒军事制度的形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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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作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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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由总兵官担任方面军司令，投入具体战斗。明初，为使将领与兵权分离，对总兵官采取临时指派的办法，遇事佩印出战，事毕缴还，故称“充总兵官”。后演为常任，而再派文官督抚节制之，形成督抚＋总兵格局。史可法开府扬州，任务就是督师四镇（四大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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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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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行进队列，文官统帅居中，武人前后左右簇拥护卫，“右文主义”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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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二百多年来的以文抑武，以及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工具化和边缘化，到此宣告瓦解。或者说，最终证实那套办法没有真正解决国家与武力这一难题；它一度行之有效，只是因处和平现实，未经真正考验。基本上，崇祯朝十七年都在证明这一点——剿“贼”也好，平“虏”也罢，所以节节失利，追根寻源是军事制度无法适应实战需要。统治稳固时，它能够防范养虎遗患之弊，抑阻武力觊觎威柄的风险。但好事岂能全占？一俟“有事”，却发现并非“养兵千日”就可“用于一时”，从“养”到“用”的衔接与转换，有许多因素需要把握、安排，而明朝军事制度显然并未认真、深入、细致处理好这些问题，等到狼烟四起，突然发现自己空养了数百万军队，其实却是个豆腐渣体系，安内攘外，无一堪用；末了，国都沦陷，君被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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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战乱时期已被证明全然无效的军事制度，无法再坚持下去。史可法奏疏图变，既迫不得已，也势属必然。然而不幸，仓猝间实际谈不上创新，变是非变不可，却又拿不出新的办法。怎么办？只好悄悄捡起老套子，乞助于祖制所否定甚至是严加防范的藩镇制。计六奇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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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谓即仿古藩镇法，亦当在大河以北开屯设府，岂堂奥之内而遽以藩篱视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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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觉得，现实地看，倒退到“古藩镇法”实属无奈，舍此并无他法可以救急；但他认为，四藩之设起码应在黄河以北，将其置于肘腋之内，太冒险了。这确实是非常要害的问题，后来弘光朝所有苦头都可说由此而来。不过，这点道理史可法不可能不明白，也不会未曾虑到，然而，一来南京防卫乃当务之急，二来若真将四藩设在黄河以北，可能吗？哪位大帅将欣然受命？这里要捎带批评一下黄宗羲。谈到“设四藩”，他对史可法很不以为然，说“君子知其无能为矣”[28]，这固然出于嫉恶如仇（参酌他对赳赳武夫冠以“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的看法），但和历来“清流”一样：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刚好相反，当局者的认识较旁观者一般都来得更清醒、准确。旁观者不担责任，话总能说得最漂亮，当局者却不能以漂亮为念，他要审时度势，言行尽量符合实际，还要顾及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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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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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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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藩者，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也。国变后，他们是左良玉以外明朝正规军中实力最强的四大统帅。这四支部队，黄得功镇庐州[29]，刘良佐也应驻于左近[30]；高杰、刘泽清则是“外来户”，前者由山西败溃而来，后者是从山东逃到江北。“及设四藩，杰卒驻扬，泽清驻淮，良佐驻凤、泗，黄得功驻庐。”[31]其中还有一些过节、争夺，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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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四藩的同时，朝廷还宣布给五位大帅晋爵。宁南伯左良玉、靖南伯黄得功进封侯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分别为兴平伯、东平伯、广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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