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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退回明朝语境，吴三桂头上非但没有“卖国贼”帽子，反倒顶着“忠义”的光环。他的汉奸地位是以后形成的，是历史话语转换中重新叙述的结果。这个例子说明，在不同时代，历史视阈之别可能判若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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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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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未受谴责反被褒扬，只是现象。现象都有其根由，如不从根由上求解，我们对当时许多事情，都摸不到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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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没有我们现在的国家观念。我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任何人不得凌驾于国家之上。而古代宗法关系中，“朕即国家”，国是家的放大，君犹父，君主是这大家庭的家长。循这种关系，帝制国家伦理对罪恶、仇敌的认定，以“危我君父”为第一顺序，此种人、事或势力，才是全体臣民不共戴天之敌。而1644年，逼死崇祯皇帝的是李自成，不是满清。在这过程中，依礼法论，后者不但无仇，反倒有恩。它出兵与李自成决一死战，将其赶出紫禁城和北京，解除了明朝宗庙社坛继续为其所窃据、凌辱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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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自崇祯即位之初，虏、寇就并为两患，明朝久为两者同时夹攻，但此时此刻，明朝的仇敌是“寇”，不是“虏”。对于后者，明朝如果不加感激，至少没有理由视为敌人。就好比父亲被人害死，自己没有能力雪恨，多亏一个邻居施以援手，方替自己出了这口恶气，末了自己反对别人怒目相向，这叫什么？这叫“以怨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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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任何现代人岂但接受不了，更觉匪夷所思。笔者并不例外。我在此娓娓述之，绝不表示认可。作为经过民主思想熏陶过的我们，对君父至上、爱君甚于爱国的是非观，只能斥之“咄咄怪事”。但是，回到1644年，这种是非观不仅不是“咄咄怪事”，反而无比真切，人们正是通过它来指导判断，决定言行。而且，不单明朝的态度为其左右，满清当局的举措同样处处以此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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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清方面，对于入主中原一事，显然经过极精审的计划。他们透彻研究了中国的伦理体系，深知如何获致权力合法性。单说以武力推翻明朝，他们早有此能力，却一直在等待真正合适的时机。当李自成作为造反者攻克北京、逼死崇祯皇帝时，满清意识到，最理想的时机出现了。入关后的事态，也继续证明满清当局有既定、成熟的政治战略。他们倾其兵力，一路向西追歼李自成，对黄淮以南的明朝则置之不问。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捞取合法性，以便最终向中国臣民证明其君父大仇是仰赖他们方得偿报，乱臣贼子是由他们亲手化为齑粉。在北京，他们还为崇祯夫妇正式发丧，令其入土为安。第二年，当清军携带着李自成殒命的成就出现在黄淮北岸时，他们已经站在伦理制高点上，俯视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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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即多尔衮1644年8月28日（旧历七月二十七壬子）致信史可法时，何以能堂而皇之指责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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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界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枭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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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掊击福王登基一事，称为“俨为敌国”之举，威胁就此“简西行之旅，转旆东征”，乃至不排除与闯军合作，“释彼重诛，命为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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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多尔衮此信蛮横霸道，有些内容很是无赖，然而却不能否认，在伦理上它无懈可击。这一点，明朝方面也无力辩驳。史可法复信就不得不说，满清入京后一系列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半跪，单膝着地）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12]吏科给事中熊汝霖上疏，议及多尔衮之信，颇感其先声夺人，令本朝处境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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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卤有谩书，以不葬先帝、不讨逆贼为辞。使彼果西入，而我诸镇无一旅同行，异日何以藉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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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多尔衮捉刀的，显然是汉族文士[14]，对礼教条理谙而熟之，所谓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用中国纲常质问明朝，刚好捏住后者软肋。明朝虽然首都为其所占，国土为其所分，一时间，却好似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且不说南京自身有成堆的问题，局如乱麻，就算它政治清明、可以有所作为，只怕暂时也不便以清为敌，行“恩将仇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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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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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便”，现代人几乎已经看不见。今天我们看甲申国变之后时局，目光首先投向闯进国门的满清，视此为当务之急。但在明朝人眼中却刚好相反。这是因为，在问题的先后次序上，古人观点与我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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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时期，“寇”“虏”并称。而甲申之后，先前并称的两患，实际暂时变成一个——“寇仇”瞬间无比放大，“虏患”不仅相应冲淡，更因满清击退李闯而客观上有惠于明。此时明朝对满清，即不像史可法所言当真抱有“感恩图报”之心，起码也感觉稍释前嫌，所以举国上下所痛，俱在李闯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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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和形成民族国家意识之后，对于现代人来说，“内”“外”是分量极重的概念，只要面临外侮，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总是第一要义。而仍处“国家”与“天下”混同意识之中的明代，“内”“外”的概念，不是没有，却远不够强烈，更非第一位。先前讲到申包胥一例，揆以现代观念，多少有“里通外国”之嫌，当时却并不苛求。春秋战国，偶然也有屈原那样的“爱国者”，但更多的还是伍子胥、商鞅、韩非子、苏秦一类“客卿”，他们替别国乃至敌国工作，完全没有“内”“外”观念。汉以后，华夷之分渐趋强烈，但主要从文化、礼俗层面论之，还没有（亦不可能）达到如今的民族国家层面。对于遭受丧君之痛的明朝人来说，要求他们和今人一样，在闯进关来的满清面前，民族危机感立即上升到第一位，转而与逼死崇祯的李自成泯其恩仇、修其和好、一致对“外”，这是十九世纪末以后才有可能的情形，十七世纪中叶无以致之。我们已反复讲过，甲申三月十九日以后明人的“国恨家仇”为何是李闯而非满清的道理，那道理虽全然不合我们口味，却是历史实境真况，回避不了，否认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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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便去了解，当时情境下一般明朝子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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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三言”的编者冯梦龙，是这一过程中的历史当事人。作为当时活跃、敏感的出版家，他很快推出一部时事文献集《中兴实录》，具体出版时间未详，但从所收文章内容看，书出于弘光年内当属无疑。该书点校者这样说：“《中兴实录》辑弘光朝部分奏疏、公告而成，确凿有据，为研究弘光朝史实，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15]其实，该书尤为难得之处，是辑有不少民间言论，以冯梦龙自己说法：“因里人辑时事”[16]。欲觇南明一时民意，此适为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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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收录苏州、松江、常熟、嘉兴等处，士民个人或集体因国变而发表的倡议书十余件，矛头一致对准“贼”、“寇”。如“主辱臣死，岂主死尚可臣生，国乱臣忠，有忠臣岂容国乱”，“立此盟誓，告我同仇，必使敷天缟素，三军衰墨，以灭贼之日，为释服之期。”[17]“逆贼凭陵，肆犯畿阙。镜簴失守，庙社震惊。致先帝饮恨鼎湖，母后痛心椒殿。凡为臣子，莫不切齿裂眥，欲刃贼腹，斩灭之无遗种。”[18]最具代表性的，为以下《讨贼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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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贼无天，长驱犯阙，主忧臣辱，义不俱生。泣血勤王，冀灭此而朝食；毁家殉国，忍坐视以偷安。但苦无饷无用，空拳奚济；若能同心同力，举义何难？……义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尘；忠勇传呼，奋吐东南之气。承邀灵于天地，决无圣主不中兴；祈默祏于祖宗，岂少忠臣共光复。敢告同志，速定合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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