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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闻两寇相持，欲乘机复开、归（开封、归德），伺便入秦，夺其巢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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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挺进开、归的军事计划，在他心中存之已久。八月二十四日，史可法代他再次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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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言进取开归，直捣关洛，其志甚锐。[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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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高杰曾致信清肃王豪格，写得光明磊落、满纸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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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闯犯阙，危及君父，痛愤予心。大仇未报，山川俱蒙羞色，岂独臣子义不共天！……杰猥以菲劣，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闯贼之首，哭奠先帝，则杰之血忠已尽，能事已毕，便当披发入山，不与世间事，一意额祝复我大仇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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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的转变，有如周处第二，令人称奇。他从驱赶大军蜂拥南下，一心一意找个安逸富庶之地安顿家小、苟且偷生，到拔地而起、仗剑而行、倾巢北进——且是在无任何后援的情况下毅然前往——其大悔大悟，令人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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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风折大纛，西洋炮无故自裂，杰曰：‘此偶然耳。’遂于十月十四日登舟。”[61]“明年正月，杰至睢州。”睢州即今河南睢县，在归德（今商丘）以西约四十公里。驻于此地的明总兵许定国，与高杰有旧隙，高杰自归德出发前曾与之修好，“贻定国千金、币百匹”[62]，由是不备。乙酉一月十二日，许定国设计杀害了高杰，然后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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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法闻之大哭，知中原之不能复图也。”[63]南京只有一个高杰。斯人既亡，厥无其继。高杰的出现，其实是个意外。是史可法感召力与高杰品性相互激发、耦合的结果，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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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高杰并未真正投入作战，但毕竟明军一支劲旅已经到达前线。就此而言，不加一兵、一旅未西的说法，似应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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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个疑问：高杰北进究竟有无旨意？疑问的提出，是因为从基本材料看，在“恢复”问题上，南京当局始终扮演阻挠、刁难角色。这并不表现为言语上的明确禁止（与责任和道义相拗），却实质性地从物质和行动上给以掣肘。比如派饷一事，史可法唇焦舌敝、再三索讨，迟迟不予兑现。为此，素来任劳任怨的史可法，终于少见地发了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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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知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橐鞬为诸镇前驱。[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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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八月的事情，到十一月份，据其下属应廷吉说，“额饷虽设，所入不敷所出”[65]。虽发下一些钱粮，却根本不够用。史可法只好另筹，包括屯田甚至亲自求人捐献。例如有朱姓巨富，“公虑经费不足，辄造其庐，请助饷万金以塞众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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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大军北行，肯定需要足够的军费，但我们却未发现朝廷曾针对这一行动予以拨给的记载。其来源，可能是高杰驻扎江北数月来自征所得（建四藩时，有诸镇可开市征税的许可），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应廷吉说，史可法动员朱姓巨富捐饷未果，后来高杰也找上门，他可不那么客气，采取了打土豪方式，“追赃数十万，减至四万”[67]，似乎弄到一些，但也没尽如其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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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军费须自筹补充，进军的指令，我们推测也与南京无涉，而是史可法以督师名义自行下达。这虽属推测，却有侧面的旁证——左良玉兵变后，马士英尽调江北兵力对付左军，连史可法直接指挥的区区几千人也不放过（参阅前文所引史可法《请早定庙算疏》）；可见，依南京主政者的本意，绝不乐于见到一兵一卒远离近畿。高杰所部，在四镇中战斗力首屈一指，对马士英来说，将这样一支主力部队派出远征，可能性完全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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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使分析得不错，高杰西进大概是在自筹军费基础上，经史可法个人毅然拍板而来的行动。如此说来，史可法坚称朝廷不加一兵、一旅未西，某种意义上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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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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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朝廷，国都失陷，疆土分裂，君主自尽。然而，它什么也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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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朝廷，拥有最多的兵力、最富的区域、最先进的生产力，论有资格打仗与打得起仗，无人能及。然而，从头到尾它没打过一场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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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尽然。它打过仗，一场大仗。却并非对外，而在自己内部，聚集数十万兵力、满腔热情打了一仗——同时也是最后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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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寇”“虏”并称。前者是深仇大恨，一经提起，咬牙切齿。后者是心腹之患，如虎狼在侧。可甭管“寇”、“虏”，弘光朝竟然都不曾对它们伸出哪怕一根手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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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当中，对为己复仇的某方，如前所说基于道义或策略的缘故，暂不招惹，也还罢了；奇怪的是，对明明有血海深仇的另一方，也不加一矢，让别人“全权代理”，自己却只作壁上观，俨然看客，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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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无法理喻的一幕，除了甘坐等死，委实没有其他说得通的理由。然而，求生不是本能吗？就算濒死，凭着本能也总要挣扎一下。可弘光朝却仿佛懒得挣扎，抑或不屑挣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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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登基满两个月时，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对时事加以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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