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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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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亡,本身像一部悬疑小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各家各派依其所思,说什么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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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位孔夫子后人,名叫孔尚任,写了一部戏剧,题为《桃花扇》,洋洋十余万言。要说这部剧作的品质,以笔者看来,真无愧世界戏剧史上任何佳作。不单单是文辞的优美、人物的鲜活,更因它开创性地采取了全纪实的叙事。除因情节构造之需,于若干细节有所虚构或想象外,大部分内容都来自真凭实据。所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1]作者就像今之学者做论文那样,以一篇《桃花扇考据》,专门列出他所本的主要材料,一方面显示作品的严肃,一方面亦备有兴趣的看客或读者索证稽核。而且他对材料的搜集,并不以案头为满足,利用各种机会,踏访实地,亲问旧人。以我孤陋的见闻,远在十七世纪(《桃花扇》“凡三易稿而书成”,最后脱稿于1699年),以这种方式和意识产生的剧作,仿佛只有《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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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主要角色三:一位妓女,一位才子,一位奸佞。他们之间,通过一柄折扇串接起来。妓女恋慕才子,才子以扇定情,奸佞从中破坏,妓女因此血溅折扇——所谓“桃花”,便是溅于扇面的血迹,按照作者的原话:“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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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是一段古典凄美的爱情,如将其视为“才子佳人”故事,予以体会、感喟和唏嘘,颇为自然。然而,作者却给我们打预防针。他说,只看表面的话,《桃花扇》要么是“事之鄙焉者”,要么是“事之细焉者”,要么是“事之轻焉者”,乃至是“事之猥亵而不足道者”。[3]这绝非他写作的目的。写这作品,在他是一个已揣了几十年的梦想:“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是极郑重的。他回顾,自己还在少年时,族中一位长辈因曾亲身经历,“得弘光遗事甚悉”,“数数为予言之”,特别是“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这一情节,对他触动甚深;多年萦绕,终于酿成一个构思——以“南朝兴亡”,“系之桃花扇底”。[4]所以,在类乎序言的《桃花扇小引》里,他特别点明该剧主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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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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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今天话说,虽然题材和情节似乎是吟风弄月,《桃花扇》的真实主题却并非爱情,而在政治。这极为有趣。如果我所记不错,在政治中挖掘性的元素和影响,或者说从性的角度解读政治,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随文化批评时髦起来的视点。而孔尚任写《桃花扇》,竟似在十七世纪末已得此意。这样讲,是否夸张,抑或有所“拔高”,读过《桃花扇》的人不难鉴识。剧中,李香君这一元素,实际起到一种隐喻的作用,来代表人心向背、是非取舍和政治褒贬。作者让政治立场去决定一位美人的情意所归——政治“正确”者,得她芳心倾许;而政治上的丑类,辄令她性趣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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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应指出,这位美人,除容貌、颜色上被赋予种种的美妙,从而对于男性普遍地构成梦中情人般的吸引,还特有一个“妓女”的身份。这使她的含义格外具体、固定和突出,而根本区别于“普通”女子。换言之,从身体到社会角色,无论“自然属性”或“社会属性”,她都是一个明确、强烈而纯粹的性的符号。在她身上,那种性之于政治的隐喻意味,不单单是毋庸置疑,简直也就是唯一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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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看看剧中有怎样的体现。第二十四出“骂宴”,当着几位奸佞,迷人樱唇吐出了如许的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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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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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方域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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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方域,即侯朝宗,明末“四公子”之一。河南归德人。崇祯间应试南京,流寓于此,与秦淮名妓李香相恋,参加复社活动,忤阮大铖。弘光时,阮得势欲逮之入狱,走脱,投史可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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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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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孔尚任作,演述崇、弘之间南京的政治斗争。这斗争,在明朝已延续四十年之久。此二者间的消长,关乎江山社稷兴亡。在孔尚任看来,南渡之后阉党得势,是弘光政权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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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一出,马士英得知其党田仰的聘礼为香君所拒,气急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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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得,了不得!一位新任漕抚,拏银三百,买不去一个妓女。岂有此理!难道是珍珠一斛,偏不能换蛾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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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阮大铖的几句唱,切齿之余,则酸溜溜地散发了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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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心无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栊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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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金钱与性之间向来的对等,突然消失,“新任漕抚,拏银三百,买不去一个妓女”、“珍珠一斛,偏不能换蛾眉”,抑或权力、金钱所暗含的性优势被公然无视,唤起几位高级男性政客内心深刻的失落。来自美艳妓女、天生尤物的否定,较诸直接的政治挫折,也许更加令人意气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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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却显然从中感觉到快慰。实际上,他是把“性”作为奖赏给予所称颂的一方,也作为鄙夷而给予了另一方。在他,这是历史批判的一种依托,一种方式。此即开场第一出侯方域登台自报家门时点出的“久树东林之帜”、“新登复社之坛”,以及吴应箕那句“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所共同透露的内容——一直以来存在于南京且日趋激烈的党派斗争。这斗争,在明朝已延续四十年之久,一边是作为近倖小人集团的阉党,一边是坚持道义、真理与改革的知识分子阵营。此二者间的消长,关乎江山社稷兴亡;至少在孔尚任看来,南渡之后阉党得势,是弘光政权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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