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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15 了不得,了不得!一位新任漕抚,拏银三百,买不去一个妓女。岂有此理!难道是珍珠一斛,偏不能换蛾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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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17 而阮大铖的几句唱,切齿之余,则酸溜溜地散发了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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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19 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心无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栊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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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21 权力、金钱与性之间向来的对等,突然消失,“新任漕抚,拏银三百,买不去一个妓女”、“珍珠一斛,偏不能换蛾眉”,抑或权力、金钱所暗含的性优势被公然无视,唤起几位高级男性政客内心深刻的失落。来自美艳妓女、天生尤物的否定,较诸直接的政治挫折,也许更加令人意气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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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23 孔尚任却显然从中感觉到快慰。实际上,他是把“性”作为奖赏给予所称颂的一方,也作为鄙夷而给予了另一方。在他,这是历史批判的一种依托,一种方式。此即开场第一出侯方域登台自报家门时点出的“久树东林之帜”、“新登复社之坛”,以及吴应箕那句“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所共同透露的内容——一直以来存在于南京且日趋激烈的党派斗争。这斗争,在明朝已延续四十年之久,一边是作为近倖小人集团的阉党,一边是坚持道义、真理与改革的知识分子阵营。此二者间的消长,关乎江山社稷兴亡;至少在孔尚任看来,南渡之后阉党得势,是弘光政权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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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28 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80]
1706901929 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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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31 虽然我们不会像孔尚任那样,把明朝消亡仅仅归结于政治和道德;毕竟,将近四百年之后,我们已经走出了古典兴亡观及其话语体系,而拥有更多的观察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向。可是,《桃花扇》所着力表现的内容,在短命的弘光朝历史中仍有分量,乃至是相当重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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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33 这是那时代所特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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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36 从1644年5月下旬围绕“定策”发生的明争暗斗,到翌年6月3日(乙酉年五月初十)朱由崧出逃,一年之内,南京几乎没有哪件事与党争无关。岂但如此,我们对弘光朝各项事业,从政治到军事,从民生到制度,均留下无头苍蝇般的印象,从头到尾,一盆浆糊,没有完整做成一件事,全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或干脆只形诸语言不见于行动——权举一例,从皇帝到群臣一致信誓旦旦、反复念及的恢复中原、为先帝复仇,也根本停留在口头,直到最后也不曾实质性地发出一兵一卒;而唯独对于一件事,人们贯穿始终、全力以赴、未尝稍懈,这便是党争。福王之立、马士英当政、史可法出督、阮大铖起复、张慎言刘宗周姜曰广吕大器高弘图等先后罢退、左良玉反叛……所有的重大政治变故,差不多都酿自党争。直至崩溃前一个月,马阮集团全神贯注去做的,仍是针对东林—复社阵营罗织罪名、图兴大狱,并以处决其中两个活跃分子周镳、雷祚,作为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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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38 它的根源,有远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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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40 远的,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一系列起起伏伏,其中有两大关节:一是天启年间魏忠贤、客氏当道,屠戮东林;一是崇祯登基后定阉党为“逆案”。更多的头绪,先前我们已有交代,读者若有不明,重温即可,不复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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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42 我们将了解的重点,放在近处。那是崇祯十一年(1638)秋天发生的一桩事,内容便是吴应箕在《桃花扇》第一出所说的“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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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44 这份揭帖名叫《留都防乱公揭》。先解释几个名词:古代把公开张贴的启事、告示称作“揭帖”;“揭”是它的简称;“公揭”,则是有多人具名的揭帖;至于“留都”,指的是南京。如若转为当代语,《留都防乱公揭》略同于一张由南京部分人士集体署名的街头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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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46 列名其上的“南京部分人士”,多达百四十余。朱希祖先生曾以专文对具体人数进行考辨[9],我们在此且不管它,而着重注意上述人数所表现出来的声势。倘在今日,一张百人签名的大字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这是在将近四百年以前,当时,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纵非万里挑一,千里挑一总是差不多的。所以,能有百人签名,这张大字报在知识界显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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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48 代表谁呢?主要是复社。这是明末的一个知识同人团体,欲知该团体势力如何,我们来看眉史氏《复社纪略》的记载。据它说,早在十年前,亦即戊辰年(崇祯元年,1628),以姑苏为首,各地青年学人社团(复社前身)成员即达七百多人;书中将这些姓名逐一开具,然后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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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50 按目计之,得七百余人,从来社集未有如是之众者!计文二千五百余首,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艺文俱斐然可观;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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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52 天下读书人,没有不崇尚复社的,甚至出版家也靠印他们的书发了财。《桃花扇》里就有这么一位书商蔡益所,专刻复社名流之作;他上场时以“贸易诗书之利”、“流传文字之功”[11]自夸,倒是出版家的外俗内雅的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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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54 须知以上尚是1628年的情形,又经十几年,复社势力之膨胀简直令人侧目。阮大铖曾这样煽动马士英:“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12]维斗乃复社领袖之一杨廷枢的表字,阮大铖说他“聚徒至万”,肯定是危言耸听,以说动马士英出手镇压。另有说法称,杨廷枢“声誉日隆,门下著录者三千人”[13],这大约比较客观。仅仅杨廷枢一人,身后追随者即达三千;其他复社巨擘就算达不到这种规模,但把每个人的影响面都计算起来,无论如何会是个使人瞠目的数字。难怪有人要愤愤不平地告御状说:“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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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56 复社兴起,有一实一虚两个背景。前者是崇祯初年定阉党为逆案,为东林平反,形成一种直接而具体的刺激,令读书人志气大长,而东南一带原系东林渊薮,此地年轻后学,率先跃起,集会结社、谈经论世、指斥方遒。至于后者,则须联系晚明整体精神思想氛围。主要自王阳明以来,明人讲学之风大兴。笔者曾往泰州崇儒祠谒访,得见当年王艮为外出讲学,仿孔子周游列国的车制而自制的蒲轮车,虽非原物,而是今人想象下的赝品,却也提供了一种形象。据说他就乘着这古简之车,从江西出发,沿途聚讲,直抵北京。明末学派林立,就是讲学风盛所致。“东林”被诬为“党”之前,其实是个书院的名称,无锡至今有其址。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忤旨革职,返乡讲学,重修东林书院并任主持,名儒耆宿纷至沓来,很快成为思想、学术重镇,最终给朝政以深刻影响。东林模式或东林经验,既激于时代,反过来也是对时代的有力印证;由于经过了思想、历史、伦理层面的究问与反思,历来士大夫作为王朝政治“齿轮与螺丝钉”的那种功能,明显朝着带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政治独立性转化了,所以,整个明末知识分子阶层的斗争性、反叛性以及基于思想认同的群体意识,空前提高和增加,乃至现代的知识分子已可以从他们身上嗅到一些亲切熟悉的气息,这是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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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58 复社,作为东林的延续,而且基于对后者经验的汲取,意识上更加自觉,一开始就迅速迈向组织化和统一。《复社纪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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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1960 是时(壬申年,1632)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张溥,表字天如)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倖弋获(“弋获”,获得、获取之意)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斯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又申盟词曰:“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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