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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得，了不得！一位新任漕抚，拏银三百，买不去一个妓女。岂有此理！难道是珍珠一斛，偏不能换蛾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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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阮大铖的几句唱，切齿之余，则酸溜溜地散发了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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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心无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栊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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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金钱与性之间向来的对等，突然消失，“新任漕抚，拏银三百，买不去一个妓女”、“珍珠一斛，偏不能换蛾眉”，抑或权力、金钱所暗含的性优势被公然无视，唤起几位高级男性政客内心深刻的失落。来自美艳妓女、天生尤物的否定，较诸直接的政治挫折，也许更加令人意气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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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却显然从中感觉到快慰。实际上，他是把“性”作为奖赏给予所称颂的一方，也作为鄙夷而给予了另一方。在他，这是历史批判的一种依托，一种方式。此即开场第一出侯方域登台自报家门时点出的“久树东林之帜”、“新登复社之坛”，以及吴应箕那句“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所共同透露的内容——一直以来存在于南京且日趋激烈的党派斗争。这斗争，在明朝已延续四十年之久，一边是作为近倖小人集团的阉党，一边是坚持道义、真理与改革的知识分子阵营。此二者间的消长，关乎江山社稷兴亡；至少在孔尚任看来，南渡之后阉党得势，是弘光政权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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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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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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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不会像孔尚任那样，把明朝消亡仅仅归结于政治和道德；毕竟，将近四百年之后，我们已经走出了古典兴亡观及其话语体系，而拥有更多的观察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向。可是，《桃花扇》所着力表现的内容，在短命的弘光朝历史中仍有分量，乃至是相当重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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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时代所特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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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44年5月下旬围绕“定策”发生的明争暗斗，到翌年6月3日（乙酉年五月初十）朱由崧出逃，一年之内，南京几乎没有哪件事与党争无关。岂但如此，我们对弘光朝各项事业，从政治到军事，从民生到制度，均留下无头苍蝇般的印象，从头到尾，一盆浆糊，没有完整做成一件事，全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或干脆只形诸语言不见于行动——权举一例，从皇帝到群臣一致信誓旦旦、反复念及的恢复中原、为先帝复仇，也根本停留在口头，直到最后也不曾实质性地发出一兵一卒；而唯独对于一件事，人们贯穿始终、全力以赴、未尝稍懈，这便是党争。福王之立、马士英当政、史可法出督、阮大铖起复、张慎言刘宗周姜曰广吕大器高弘图等先后罢退、左良玉反叛……所有的重大政治变故，差不多都酿自党争。直至崩溃前一个月，马阮集团全神贯注去做的，仍是针对东林—复社阵营罗织罪名、图兴大狱，并以处决其中两个活跃分子周镳、雷祚，作为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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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根源，有远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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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一系列起起伏伏，其中有两大关节：一是天启年间魏忠贤、客氏当道，屠戮东林；一是崇祯登基后定阉党为“逆案”。更多的头绪，先前我们已有交代，读者若有不明，重温即可，不复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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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了解的重点，放在近处。那是崇祯十一年（1638）秋天发生的一桩事，内容便是吴应箕在《桃花扇》第一出所说的“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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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揭帖名叫《留都防乱公揭》。先解释几个名词：古代把公开张贴的启事、告示称作“揭帖”；“揭”是它的简称；“公揭”，则是有多人具名的揭帖；至于“留都”，指的是南京。如若转为当代语，《留都防乱公揭》略同于一张由南京部分人士集体署名的街头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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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其上的“南京部分人士”，多达百四十余。朱希祖先生曾以专文对具体人数进行考辨[9]，我们在此且不管它，而着重注意上述人数所表现出来的声势。倘在今日，一张百人签名的大字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这是在将近四百年以前，当时，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纵非万里挑一，千里挑一总是差不多的。所以，能有百人签名，这张大字报在知识界显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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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谁呢？主要是复社。这是明末的一个知识同人团体，欲知该团体势力如何，我们来看眉史氏《复社纪略》的记载。据它说，早在十年前，亦即戊辰年（崇祯元年，1628），以姑苏为首，各地青年学人社团（复社前身）成员即达七百多人；书中将这些姓名逐一开具，然后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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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计之，得七百余人，从来社集未有如是之众者！计文二千五百余首，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艺文俱斐然可观；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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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读书人，没有不崇尚复社的，甚至出版家也靠印他们的书发了财。《桃花扇》里就有这么一位书商蔡益所，专刻复社名流之作；他上场时以“贸易诗书之利”、“流传文字之功”[11]自夸，倒是出版家的外俗内雅的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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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以上尚是1628年的情形，又经十几年，复社势力之膨胀简直令人侧目。阮大铖曾这样煽动马士英：“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12]维斗乃复社领袖之一杨廷枢的表字，阮大铖说他“聚徒至万”，肯定是危言耸听，以说动马士英出手镇压。另有说法称，杨廷枢“声誉日隆，门下著录者三千人”[13]，这大约比较客观。仅仅杨廷枢一人，身后追随者即达三千；其他复社巨擘就算达不到这种规模，但把每个人的影响面都计算起来，无论如何会是个使人瞠目的数字。难怪有人要愤愤不平地告御状说：“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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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兴起，有一实一虚两个背景。前者是崇祯初年定阉党为逆案，为东林平反，形成一种直接而具体的刺激，令读书人志气大长，而东南一带原系东林渊薮，此地年轻后学，率先跃起，集会结社、谈经论世、指斥方遒。至于后者，则须联系晚明整体精神思想氛围。主要自王阳明以来，明人讲学之风大兴。笔者曾往泰州崇儒祠谒访，得见当年王艮为外出讲学，仿孔子周游列国的车制而自制的蒲轮车，虽非原物，而是今人想象下的赝品，却也提供了一种形象。据说他就乘着这古简之车，从江西出发，沿途聚讲，直抵北京。明末学派林立，就是讲学风盛所致。“东林”被诬为“党”之前，其实是个书院的名称，无锡至今有其址。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忤旨革职，返乡讲学，重修东林书院并任主持，名儒耆宿纷至沓来，很快成为思想、学术重镇，最终给朝政以深刻影响。东林模式或东林经验，既激于时代，反过来也是对时代的有力印证；由于经过了思想、历史、伦理层面的究问与反思，历来士大夫作为王朝政治“齿轮与螺丝钉”的那种功能，明显朝着带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政治独立性转化了，所以，整个明末知识分子阶层的斗争性、反叛性以及基于思想认同的群体意识，空前提高和增加，乃至现代的知识分子已可以从他们身上嗅到一些亲切熟悉的气息，这是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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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作为东林的延续，而且基于对后者经验的汲取，意识上更加自觉，一开始就迅速迈向组织化和统一。《复社纪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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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壬申年，1632）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张溥，表字天如）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倖弋获（“弋获”，获得、获取之意）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斯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又申盟词曰：“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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