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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兴起，有一实一虚两个背景。前者是崇祯初年定阉党为逆案，为东林平反，形成一种直接而具体的刺激，令读书人志气大长，而东南一带原系东林渊薮，此地年轻后学，率先跃起，集会结社、谈经论世、指斥方遒。至于后者，则须联系晚明整体精神思想氛围。主要自王阳明以来，明人讲学之风大兴。笔者曾往泰州崇儒祠谒访，得见当年王艮为外出讲学，仿孔子周游列国的车制而自制的蒲轮车，虽非原物，而是今人想象下的赝品，却也提供了一种形象。据说他就乘着这古简之车，从江西出发，沿途聚讲，直抵北京。明末学派林立，就是讲学风盛所致。“东林”被诬为“党”之前，其实是个书院的名称，无锡至今有其址。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忤旨革职，返乡讲学，重修东林书院并任主持，名儒耆宿纷至沓来，很快成为思想、学术重镇，最终给朝政以深刻影响。东林模式或东林经验，既激于时代，反过来也是对时代的有力印证；由于经过了思想、历史、伦理层面的究问与反思，历来士大夫作为王朝政治“齿轮与螺丝钉”的那种功能，明显朝着带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政治独立性转化了，所以，整个明末知识分子阶层的斗争性、反叛性以及基于思想认同的群体意识，空前提高和增加，乃至现代的知识分子已可以从他们身上嗅到一些亲切熟悉的气息，这是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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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作为东林的延续，而且基于对后者经验的汲取，意识上更加自觉，一开始就迅速迈向组织化和统一。《复社纪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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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壬申年，1632）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张溥，表字天如）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倖弋获（“弋获”，获得、获取之意）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斯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又申盟词曰：“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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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领袖张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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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明，启蒙思想趋于活跃，尤其崇祯皇帝即位后将阉党铲除，使这种现象释放出更大能量，东南一带涌现大批青年士子的思想学术社团。1632年，张溥“合诸社为一”，名曰“复社”，为社会和政治的改进探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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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牛首山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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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首山在南京南郊，以双峰如牛角而名。《留都防乱揭帖》使阮大铖避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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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材料，将复社诞生经过、名称含义、创始者等各方面情况，录述甚确。我们可以认定：第一，这是一个从思想认识到组织形式相当成熟的社团，有宗旨、有规章，而且是跨越多地（从河南、山东到江浙、湖广）的全国性组织；第二，这是一个兼顾学术与政治的组织，由学术而政治、由政治而学术，学用相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意味着，它注重思想性，是学人和知识分子而非官僚与政客的团体，但又不同于闭门式的单纯读书会，强调所学所思“务为有用”，目标最终指向社会政治探索。以此观之，复社是针对社会、政治改进寻找思想之路的共同体，这一精神内核与现代政党已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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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溥以“兴复古学”诠释“复社”之名，我们不必为其字眼所拘。一来这跟张溥个人思想主张有关，我们知道他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论；二来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古代语境中，“复古”往往是现实批判的好用工具，“改制”者往往“托古”。与复社从内容到形式的鲜明的历史创新性相比，“兴复古学”一类遣词，不会迷惑我们。相反的，我们恰要指出，复社的主体是晚生后辈，跟其前驱东林相比，年轻气盛乃其突出特点。东林的构成，几乎清一色是朝臣，纵不位居要津，亦有一官半职，抑或为致仕之名宦。复社成员相反，比如我们较熟知的吴应箕及所谓“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襄，除方以智登过进士，余皆为诸生。他们的年龄，或许不算真正年轻（最年长的吴应箕，主笔《留都防乱公揭》时年已四十四），但心态究非登堂入室的心态，普遍看上去疏狂不忌，这其实亦是锐气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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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复社成员为“学生群体”，则可以将复社视如明末的“学生组织”，而《留都防乱公揭》事件便是这群体和组织掀起的一场“学生运动”。它有着明显的青春色彩和青春气质，冲动、激昂、理想主义，同时也不免浮夸、偏执、耸人听闻。现代学潮所表现的那些特点，此一事件基本应有尽有。比如，不妨比照着“五四运动”来想象1638年8月复社学子们之所为，一样的自视进步、崇高、热血，也一样的不容置疑、唯我独尊、霸气十足。和诸多现代学潮一样，它也缺陷明显，很有待商榷乃至可诟病之处，但这都不能掩其历史价值。它是发生在传统权力空间（庙堂）之外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有着自发性、自主性，独立表达了一种声音与诉求；远在十七世纪上叶，中国出现这一幕，颇能说明知识阶层的思想活力，以及对权力加以分割的意愿，这些深层次内容盖过了它的某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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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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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余人群起而攻之的，是阮大铖。清朝官方所修《明史》，从近三百年历史中确定了十余人为“奸臣”，阮大铖便分得一席之地。他名列《奸臣传》最后一位，换言之，他是明代“奸臣”的压卷之人。论其由来，即因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以此崇祯元年遭弹劾，第二年定逆案，遂论罪，但网开一面，允许他“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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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一个废斥了十七年，在整个崇祯朝都毫无机会的人，就是十足的落水狗，复社诸人为何还要“痛打”？关于这件事，笔者认为要从两方面看：其一，复社方面确实不懂“费厄泼赖”；其二，事出有因，并非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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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阮大铖方面说，他根本不是能甘寂寞的人。《明史》对他有几个字的评价：“机敏猾贼，有才藻。”写这句评语的人，碍于其“奸臣”身份，不肯使用好字眼儿，但看得出来，实际认为此人非常非常聪明，非常非常有才。晚明盛产才子，而且是那种触类旁通、全能通识型的才子，一如欧洲文艺复兴之有达·芬奇、卢梭一流的人物。而即便在这些才子中，阮大铖也要算一个佼佼者。作为饱读诗书的人，笔墨文字就不必说了；他在出版、戏剧、音乐、园艺很多方面，都居顶尖的地位抑或深孚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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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过访同里，购得计成《园冶》一册。计成乃是同里的骄傲，生于万历年间，精绘画、造园艺术，这本《园冶》被目为“我国造园史上的巨著”[17]，传至日本，更“尊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18]。打开正文，当年赫然置于首位的，居然是阮大铖所作《冶叙》。此文作于崇祯甲戌年（1634），亦即他遭复社攻击前四年。此时他早已臭名远扬，然而造园大师却不避嫌疑，郑重邀其为《园冶》首序，我们推测因为两点：一、计成非党无派，可能并不在意政治；二、阮大铖在造园上的眼界、见地，是计成所钦佩的，请他作序，表示这方面的一种认同与借重。果然，阮大铖文中提到，对造园他并不只是鉴赏家，也亲施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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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因剪蓬蒿瓯脱，资营拳勺，读书鼓琴其中。胜日，鸠杖，板舆，仙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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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曾把府中一片荒地，加以清整，池上理山（“拳勺”语出《中庸》：“今夫山，一拳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借指园林微观山水造景），作为读书弹琴处；赶上好天气，辄请出老人，奉之游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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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才情最著处，是戏剧方面。他的这一天赋，在明末恐怕首屈一指。所著《十错认》（《春灯谜》）、《燕子矶笺》等四剧，后世虽不演，当时可是名满天下。对此，连敌人亦不能够抹煞。吴梅村回忆了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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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奄儿媪子（“奄”指魏忠贤，“媪”指客氏），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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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将这情景悉数写入《桃花扇》第四出。虽然复社诸人意在羞辱，但对阮氏“词家”分量是不否认的，只是正告他，词曲上再了得，亦不能赎罪于万一。阮大铖的戏剧成就，不仅限于创作，实际上他拥有当时南京水平最高的一个私家剧团，这剧团并不营业，只供自己及亲朋玩赏，而其亲自调教，还延聘名师，当时第一流的行家如柳敬亭、苏昆生都曾被罗致在府。《桃花扇》第四出写到复社诸人假意“借戏”，他闻讯后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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