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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兴起,有一实一虚两个背景。前者是崇祯初年定阉党为逆案,为东林平反,形成一种直接而具体的刺激,令读书人志气大长,而东南一带原系东林渊薮,此地年轻后学,率先跃起,集会结社、谈经论世、指斥方遒。至于后者,则须联系晚明整体精神思想氛围。主要自王阳明以来,明人讲学之风大兴。笔者曾往泰州崇儒祠谒访,得见当年王艮为外出讲学,仿孔子周游列国的车制而自制的蒲轮车,虽非原物,而是今人想象下的赝品,却也提供了一种形象。据说他就乘着这古简之车,从江西出发,沿途聚讲,直抵北京。明末学派林立,就是讲学风盛所致。“东林”被诬为“党”之前,其实是个书院的名称,无锡至今有其址。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忤旨革职,返乡讲学,重修东林书院并任主持,名儒耆宿纷至沓来,很快成为思想、学术重镇,最终给朝政以深刻影响。东林模式或东林经验,既激于时代,反过来也是对时代的有力印证;由于经过了思想、历史、伦理层面的究问与反思,历来士大夫作为王朝政治“齿轮与螺丝钉”的那种功能,明显朝着带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政治独立性转化了,所以,整个明末知识分子阶层的斗争性、反叛性以及基于思想认同的群体意识,空前提高和增加,乃至现代的知识分子已可以从他们身上嗅到一些亲切熟悉的气息,这是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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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作为东林的延续,而且基于对后者经验的汲取,意识上更加自觉,一开始就迅速迈向组织化和统一。《复社纪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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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壬申年,1632)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张溥,表字天如)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倖弋获(“弋获”,获得、获取之意)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斯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又申盟词曰:“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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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领袖张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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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明,启蒙思想趋于活跃,尤其崇祯皇帝即位后将阉党铲除,使这种现象释放出更大能量,东南一带涌现大批青年士子的思想学术社团。1632年,张溥“合诸社为一”,名曰“复社”,为社会和政治的改进探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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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牛首山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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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首山在南京南郊,以双峰如牛角而名。《留都防乱揭帖》使阮大铖避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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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材料,将复社诞生经过、名称含义、创始者等各方面情况,录述甚确。我们可以认定:第一,这是一个从思想认识到组织形式相当成熟的社团,有宗旨、有规章,而且是跨越多地(从河南、山东到江浙、湖广)的全国性组织;第二,这是一个兼顾学术与政治的组织,由学术而政治、由政治而学术,学用相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意味着,它注重思想性,是学人和知识分子而非官僚与政客的团体,但又不同于闭门式的单纯读书会,强调所学所思“务为有用”,目标最终指向社会政治探索。以此观之,复社是针对社会、政治改进寻找思想之路的共同体,这一精神内核与现代政党已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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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溥以“兴复古学”诠释“复社”之名,我们不必为其字眼所拘。一来这跟张溥个人思想主张有关,我们知道他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论;二来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古代语境中,“复古”往往是现实批判的好用工具,“改制”者往往“托古”。与复社从内容到形式的鲜明的历史创新性相比,“兴复古学”一类遣词,不会迷惑我们。相反的,我们恰要指出,复社的主体是晚生后辈,跟其前驱东林相比,年轻气盛乃其突出特点。东林的构成,几乎清一色是朝臣,纵不位居要津,亦有一官半职,抑或为致仕之名宦。复社成员相反,比如我们较熟知的吴应箕及所谓“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襄,除方以智登过进士,余皆为诸生。他们的年龄,或许不算真正年轻(最年长的吴应箕,主笔《留都防乱公揭》时年已四十四),但心态究非登堂入室的心态,普遍看上去疏狂不忌,这其实亦是锐气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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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复社成员为“学生群体”,则可以将复社视如明末的“学生组织”,而《留都防乱公揭》事件便是这群体和组织掀起的一场“学生运动”。它有着明显的青春色彩和青春气质,冲动、激昂、理想主义,同时也不免浮夸、偏执、耸人听闻。现代学潮所表现的那些特点,此一事件基本应有尽有。比如,不妨比照着“五四运动”来想象1638年8月复社学子们之所为,一样的自视进步、崇高、热血,也一样的不容置疑、唯我独尊、霸气十足。和诸多现代学潮一样,它也缺陷明显,很有待商榷乃至可诟病之处,但这都不能掩其历史价值。它是发生在传统权力空间(庙堂)之外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有着自发性、自主性,独立表达了一种声音与诉求;远在十七世纪上叶,中国出现这一幕,颇能说明知识阶层的思想活力,以及对权力加以分割的意愿,这些深层次内容盖过了它的某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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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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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余人群起而攻之的,是阮大铖。清朝官方所修《明史》,从近三百年历史中确定了十余人为“奸臣”,阮大铖便分得一席之地。他名列《奸臣传》最后一位,换言之,他是明代“奸臣”的压卷之人。论其由来,即因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以此崇祯元年遭弹劾,第二年定逆案,遂论罪,但网开一面,允许他“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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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一个废斥了十七年,在整个崇祯朝都毫无机会的人,就是十足的落水狗,复社诸人为何还要“痛打”?关于这件事,笔者认为要从两方面看:其一,复社方面确实不懂“费厄泼赖”;其二,事出有因,并非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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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阮大铖方面说,他根本不是能甘寂寞的人。《明史》对他有几个字的评价:“机敏猾贼,有才藻。”写这句评语的人,碍于其“奸臣”身份,不肯使用好字眼儿,但看得出来,实际认为此人非常非常聪明,非常非常有才。晚明盛产才子,而且是那种触类旁通、全能通识型的才子,一如欧洲文艺复兴之有达·芬奇、卢梭一流的人物。而即便在这些才子中,阮大铖也要算一个佼佼者。作为饱读诗书的人,笔墨文字就不必说了;他在出版、戏剧、音乐、园艺很多方面,都居顶尖的地位抑或深孚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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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过访同里,购得计成《园冶》一册。计成乃是同里的骄傲,生于万历年间,精绘画、造园艺术,这本《园冶》被目为“我国造园史上的巨著”[17],传至日本,更“尊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18]。打开正文,当年赫然置于首位的,居然是阮大铖所作《冶叙》。此文作于崇祯甲戌年(1634),亦即他遭复社攻击前四年。此时他早已臭名远扬,然而造园大师却不避嫌疑,郑重邀其为《园冶》首序,我们推测因为两点:一、计成非党无派,可能并不在意政治;二、阮大铖在造园上的眼界、见地,是计成所钦佩的,请他作序,表示这方面的一种认同与借重。果然,阮大铖文中提到,对造园他并不只是鉴赏家,也亲施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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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因剪蓬蒿瓯脱,资营拳勺,读书鼓琴其中。胜日,鸠杖,板舆,仙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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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曾把府中一片荒地,加以清整,池上理山(“拳勺”语出《中庸》:“今夫山,一拳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借指园林微观山水造景),作为读书弹琴处;赶上好天气,辄请出老人,奉之游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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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才情最著处,是戏剧方面。他的这一天赋,在明末恐怕首屈一指。所著《十错认》(《春灯谜》)、《燕子矶笺》等四剧,后世虽不演,当时可是名满天下。对此,连敌人亦不能够抹煞。吴梅村回忆了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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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奄儿媪子(“奄”指魏忠贤,“媪”指客氏),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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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将这情景悉数写入《桃花扇》第四出。虽然复社诸人意在羞辱,但对阮氏“词家”分量是不否认的,只是正告他,词曲上再了得,亦不能赎罪于万一。阮大铖的戏剧成就,不仅限于创作,实际上他拥有当时南京水平最高的一个私家剧团,这剧团并不营业,只供自己及亲朋玩赏,而其亲自调教,还延聘名师,当时第一流的行家如柳敬亭、苏昆生都曾被罗致在府。《桃花扇》第四出写到复社诸人假意“借戏”,他闻讯后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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