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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留都防乱揭帖》时，陈贞慧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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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与交通者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痈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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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活动重点，并非使枪弄棍之人，而是社会名流、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且颇为奏效。之能得逞，一是“逆案”已历多年，不少士大夫对此颇感淡然。二是阮氏本人确实风雅博才，与之交不失怡悦，况且他还拥有一个顶级剧团，谁不想饱饱眼福？三是施以恩惠，说白了，就是以财贿通（阮大铖相当有钱），连复社名流也在其列，例如侯方域。当时，侯南闱不中，又赶上河南闻警，便滞留南京，渐渐橐金颇匮，大铖“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食，与侯生游”[28]。这是侯方域自己的说法，因为事情有些尴尬，不免闪烁其辞；依《桃花扇》，则侯方域梳栊李香君的全部费用（黄金三百两），都是阮大铖托他们共同的朋友杨龙友居中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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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自崇祯初起，复社势力已盛，而它正式成立后的三五年内，更发展到无所不在的地步，从文化到政治，呼风唤雨，简直是左右明末的一种在野的“霸权”。当事人吴梅村为我们言彼时复社名流的表现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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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天下多故（变乱，动荡），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立名氏……以此深相结，义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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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若此，舍我其谁。就连对马、阮深恶痛绝的孔尚任，也觉得复社诸君过于得理不饶人，以“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30]，微讽其意气太盛，而给自己种下祸根。不过，与复社讲究宽容、策略，原是不可能的，它就是一个青春性、叛逆性组织，或者说，就是明末一个“愤青”集团。一来，它自视怀抱崇高理想，手握真理正义，只要“义所不可”，就“抗言排之”，为此绝不“有所屈挠”，这正是它要坚持、断不放弃的东西；二来，它那样人多势众、影响广泛、一呼百应，满世的粉丝和拥趸，满面春风、花开堪折直须折，得意犹且不及，又怕着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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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一条“落水狗”、一个已经被历史钉上耻辱柱的人，居然在眼皮底下大肆活动、招摇过市，而非隐姓埋名、夹起尾巴做人，本身就不可容忍。况且，他们解读出了其行径的真正居心：拢络人心、打通关节，以便“翻案”。他们痛心于人心是如此易于忘却，不过十年出头的光景，丑类的罪恶就被淡漠，“奄儿媪子”的阮圆海已经高朋满座、俨然南京社交界的一颗明星！若任由事情这样下去，东林先辈的血岂不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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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设想，假使1635年阮大铖迁至南京后，低调处世、离群索居、只当寓公，恐未必发生《留都防乱揭帖》事件。然而三年来，阮氏的张扬与跋扈，终令复社精英感到责无旁贷。他们的领袖，本有不少是东林旧耆和英烈的后代，旁人或能忘却、淡漠，他们则刻骨铭心。《南疆逸史》关于顾杲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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杲，字子方，端文公宪成之孙。为人粗豪尚气，以名节自任。端文讲学东林书院，清流多附之。由是东林遂为党魁，皆引端文自重，而杲为其宗子，故虽未任而名甚高。阮大铖既废，居金陵，思结纳后进以延誉，乃蓄名姬、制新声，日置酒高会，士雅游者多归之。礼部主事周镳恶之，曰：“此乱萌也。”因草檄，名曰《南都防乱》，引诸名士以排之，而难于为首者。杲曰：“舍我其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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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文公宪成”，便是东林开创人顾宪成，而《留都防乱公揭》上的第一个署名人，正是顾宪成之孙顾杲（台湾文献丛刊本《南疆绎史》于兹不同，写为“从子”，即顾宪成之侄；但据顾杲好友黄宗羲《思旧录》“泾阳先生之孙”[32]，应误），所以他会说：“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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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留都防乱公揭》却并非由周镳倡议和起草，虽然这说法传之甚广，连阮大铖都以为如此。但参与策划的陈贞慧在《防乱公揭本末》中特别指出：“阮以此事仲驭（周镳表字仲驭）主之，然始谋者绝不有仲驭也。”他并且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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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戊寅，吴次尾（吴应箕，表字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次尾愤其附逆也，一日言于顾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唱，飞驰数函：毘陵为张二无（张玮），金沙为周仲驭（周镳），云间为陈卧子（陈子龙），吴门为杨维斗（杨廷枢），浙则二冯司马（冯晋舒、冯京第）、魏子一（魏学濂），上江左氏兄弟（左国栋、左国材）、方密之（方以智）、尔止（方以智族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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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甚明：吴应箕率先提议，顾杲明确支持；两人随即来找陈贞慧，达成一致，吴应箕当场成稿，而顾杲领衔签名，同时发出数封信给复社在各地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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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据吴应箕《与友人论留都防乱公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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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都防乱一揭，乃顾子方倡之，质之于弟，谓可必行无疑者，遂刻之以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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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书信，是事情发生过程中，吴应箕为说服某同志而写，并且他又恰是两位最早的行动讨论者之一，因而以上说法比之于陈贞慧，离事情原貌又进了一步。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认定：行动的倡议来自顾杲，而文稿起草人是吴应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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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陈贞慧所述，发动这场攻势，复社诸君当时也觉得冒风险；顾杲“不惜斧锧”云云，以及陈贞慧所用“毅然”字眼，显系此意。对此，笔者颇疑为时过境迁的自美之辞。就当日态势言，复社方面对阮大铖盛气凌人，略无顾忌（请参考吴梅村所记“借戏”、彻夜辱笑阮大铖一幕）。不过，在是否需要以“公揭”方式将阮大铖示众一事上，复社内部确有分歧。陈贞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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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驭、卧子极叹此举为仁者之勇，独维斗报书以“铖不燃之灰，无俟众溺，如吾乡逐顾秉谦、吕纯如故事，在乡攻一乡，此辈即无所托足矣”，子方因与反复辨论。时上江有以此举达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职掌事也。”将据揭上闻。会杨与顾之辨未已，同室之内起而相牙，揭迟留不发，事稍露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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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重镇杨廷枢，回信反对此举，理由并不是“冒险”，而是小题大做。他认为阮大铖已成死灰，这么一个人，只须令其在乡里名声扫地足矣，不值得在南都大动干戈，那反倒抬举了他。“无俟众溺”的“溺”字，繁体与“尿”通，此处可解为“淹”，也可解为“尿”，如是后者，则复社中人对阮大铖的蔑视，可谓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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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应箕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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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刻揭时，即有难之者二：谓“揭行则祸至”，此无识之言，不足辨矣；又谓“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辈小题大作”，此似乎有见，而亦非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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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两种反对声音：一是可能招祸，吴应箕对此以“不足辨”，一语否之；二是“小题大作”论，这显然指杨廷枢“不燃之灰，无俟众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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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