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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甚明：吴应箕率先提议，顾杲明确支持；两人随即来找陈贞慧，达成一致，吴应箕当场成稿，而顾杲领衔签名，同时发出数封信给复社在各地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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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据吴应箕《与友人论留都防乱公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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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都防乱一揭，乃顾子方倡之，质之于弟，谓可必行无疑者，遂刻之以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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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书信，是事情发生过程中，吴应箕为说服某同志而写，并且他又恰是两位最早的行动讨论者之一，因而以上说法比之于陈贞慧，离事情原貌又进了一步。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认定：行动的倡议来自顾杲，而文稿起草人是吴应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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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陈贞慧所述，发动这场攻势，复社诸君当时也觉得冒风险；顾杲“不惜斧锧”云云，以及陈贞慧所用“毅然”字眼，显系此意。对此，笔者颇疑为时过境迁的自美之辞。就当日态势言，复社方面对阮大铖盛气凌人，略无顾忌（请参考吴梅村所记“借戏”、彻夜辱笑阮大铖一幕）。不过，在是否需要以“公揭”方式将阮大铖示众一事上，复社内部确有分歧。陈贞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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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驭、卧子极叹此举为仁者之勇，独维斗报书以“铖不燃之灰，无俟众溺，如吾乡逐顾秉谦、吕纯如故事，在乡攻一乡，此辈即无所托足矣”，子方因与反复辨论。时上江有以此举达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职掌事也。”将据揭上闻。会杨与顾之辨未已，同室之内起而相牙，揭迟留不发，事稍露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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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重镇杨廷枢，回信反对此举，理由并不是“冒险”，而是小题大做。他认为阮大铖已成死灰，这么一个人，只须令其在乡里名声扫地足矣，不值得在南都大动干戈，那反倒抬举了他。“无俟众溺”的“溺”字，繁体与“尿”通，此处可解为“淹”，也可解为“尿”，如是后者，则复社中人对阮大铖的蔑视，可谓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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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应箕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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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刻揭时，即有难之者二：谓“揭行则祸至”，此无识之言，不足辨矣；又谓“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辈小题大作”，此似乎有见，而亦非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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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两种反对声音：一是可能招祸，吴应箕对此以“不足辨”，一语否之；二是“小题大作”论，这显然指杨廷枢“不燃之灰，无俟众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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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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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内部有人反对，分歧到最后亦未消除，《留都防乱公揭》还是公之于世了。由吴应箕所用那个“刻”字，我们得知它不是手写品，而是印刷品，所以必非一份，而是印了许多张贴到南京各处，“流毒之广”可想而知。一夜之间，阮大铖臭了大街，《明史》说：“大铖惧，乃闭门谢客”[37]，《小腆纪年附考》的说法还要具体些：“匿身牛首山”[38]，远远躲到南京郊外，一改三年来的张狂，重新夹起尾巴，效果极著。陈贞慧还说，事先有个名叫成勇的御史，答应将公揭奏闻朝廷，未知是否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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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一直以来复社“品覈执政，裁量公卿”，则在这一事件中又达到新的高峰，影响越出于士绅阶层，而抵及市民社会，名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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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公揭一文，本身实在谈不上立意诚平，岂止危言耸听，即向壁虚构、捕风捉影之处，亦复不少。比如，说阮大铖在皖“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以至“凡大铖所关说情分（请托说情），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情浮于辞，有夸张之嫌；又说，阮大铖是因在老家触了众怒、小命难保，“乃逃往南京”，其实阮大铖躲避的是战乱；又说，阮大铖交结之人杂乱不堪、形迹可疑，暗示其中有“闯、献”奸细，言之无据；还说，“其所作传奇，无不诽谤圣明，讥刺当世。”“《春灯谜》指父子兄弟为错，中为隐谤。”[39]不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故而，我们若视之为明代的“大字报”，也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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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瑕疵，我们不予讳言，但要从中把握历史方向，立足根本，鉴别是非。有学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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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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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揭其文，确实不好。但文章不好，不等于事情做得不对。阮大铖心怀仇怨，这连他的朋友张岱也不否认，他的“交结朋友”绝不是什么“极平常的事”。至于以“公子哥儿”一语括定复社诸人，将他们对阮大铖的斗争，悄悄归结于“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读此，令人唯觉无语。乙酉之变后，清兵南下，恰是这些“公子哥儿”，或战至死，或为国自尽，而那个阮大铖却溜之大吉……可见论人论世，不能一叶障目，必得瞻前顾后、看到整体。复社诸君，在公揭一文中有其不可，于整体或大节却无愧历史；阮大铖刚好相反，1638年某种意义上他是“受害者”，但我们却并不因此而免其“祸国者”恶名。吴应箕抗清“慷慨就死”（《明史》语）后，有个朋友在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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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卿将一羽轻，齐山真共首阳名。乾坤此日犹长夜，枉使夷齐号劣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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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就义了的吴应箕，将阮大铖彻底变成一根羽毛，也暴露着整个世界的黑暗——作者在诗末讽刺性地注道：“时移文称次尾劣生”。恰恰是这么一个捐躯者，被官方文件以“劣生”相称，黑白颠倒若此。可惜，作为后世治史者，有人也重复了这种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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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我们虽称《留都防乱公揭》为明末“大字报”，觉得复社精英的做法与表现，让人油然想到“革命小将”，但切不能忽视时间的不同。相似的情形，发生于十七世纪初与发生于二十世纪后期，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万马齐喑、暮气沉沉，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老路上已山重水复，精神如“铁屋”（鲁迅），文化如“酱缸”（柏杨），人格如“病梅”（龚自珍），当此情形下，复社的青春、躁动乃至孟浪，正是新的血液与生命，至少闪出一条歧路，走下去，虽不知如何，但总不是徘徊于老路，总能给人遐想的余地。无论如何，最不应该用二十世纪的语境估衡十七世纪的事情，如果仅因偏激、过火一类字眼浮于脑海，便将复社与二十世纪某些现象同质化，我们恐怕既脱离了历史，也解除了判断力。情绪或方式似曾相识，不代表性质相同。复社是自发、自主现象，是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是旧格局变革的先声，不是“奉旨造反”，不是“导师挥手我前进”，不是“三忠于四无限”。前者使我们难得地领略一缕“青春中国”气息，后者却让人痛切品尝了沉重与呆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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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孔尚任是从青春气息去体会、捕捉那段往事，否则，他不会将剧中一切提炼成“桃花”的意象。他与剧中人，时代相近、语境相同，我们宁愿信赖他的感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十七世纪上半期，以一个自我砥砺、奋发进取、蒸蒸日上的青春知识群体崛起为标志，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明显引入新的因素，桃花一度灿烂。可惜这脆弱春光，难禁关外寒流长驱南来，使我们无缘见它如何生长，进而结出怎样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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